此外，于书法凡例等条，亦颇多讥为妄涎者。其后赵匡则曰：“啖氏依旧说以左氏为丘明，受经于仲尼；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谷，诬谬实繁、若丘明才实逼人，岂宜若此？（《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

　　赵氏与书法，凡例并多辨正，如云：“左氏乱记事迹，不达经意，遂妄云：‘礼也。’今考其合经者留之，余悉不取”（《春秋集传纂例啖赵取舍三传义例》）。此后学者，于《左传》之书法、凡便乃益多攻击，最著名如宋刘敞之《春秋权衡》，清姚际恒之《春秋无例详考》以及刘逢禄之《左氏春秋考证》，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崔适之《史记探源》等书，并不滿于《左氏》。但为《左》辩护者，自亦有人，如晚近之刘师培、章炳麟诸古文学家。

　　东汉王充亦表扬《左传》者，其言曰：“公羊高、谷梁寘、胡毋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谷梁寘、胡毋氏不相合诸家又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论衡案书篇》）。

　　此乃古文家之言，但其下文，则双导今文学家学说之路，如云：“《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

　　谓“《左氏》传《经》，辞语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此非康有为等所主张《左传》为割裂《国语》而成之说之先趋乎？不意表扬之者适作成其罪状也。

　　近今左氏学复盛，单篇论文见于报章杂志者不下十数，专书行世者，则有瑞典人高本汉之《左传真伪考》（陆侃如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及国人卫聚贤之《古史研究》（第一集）；类能抛弃经师见解，从事《左传》本身之考证。但于解决《左传》问题，距离尚远，此所以今日须重提此案之原因也。

　　一、论书法及解经语

　　今文家既谓《左氏传》不传《春秋》，于是谓书法、凡例、“君子曰”及缘《经》立说之语，皆为后人所窜加。盖《左》非传《经》，则此等言辞当无所附丽也。如刘逢禄之《左氏春秋考证》有云：“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此谓书法不可信。又于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传文证曰：“此类释经皆增饰之游词，不可枚举。‘未王命’云者，欲乱‘，以《春秋》当新王，’之义也。

　　此谓解《经》语不可信。刘氏仅疑其伪，而未详言造伪之人及所以造伪之由，康有为乃补足之曰：“《左传》多伤教害义之说，不可条举。言其大者，无人能为之回护。如文七年，宋人杀其大夫’，《传》云：‘不称名，非其罪也。既立此例，于是宣九年，‘陈杀其大夫泄冶’，杜注云：“泄冶直谏于放荡之朝以取死，故不为《春秋》所贵而书名。昭二十七年，‘楚杀其大夫卻宛’，杜注云:：‘无极，楚之谗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败亡，故书各罪宛。’种种邪说出矣……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传》云：‘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是孔子贵媚权臣而抑公室也。凡此皆歆借《经》说以佐新莽之篡而抑孺子婴、翟义之伦者，与隐元年‘不书即位，摄也’同一奖奸翼篡之说”(《新学伪经考》卷三《汉书艺文志辨伪》)。

　　是迴书法等伪由刘歆，其最大之目的为奖奸翼篡。然事实非如是之简单，《太史公书》固亦多引《左传》书法及解《经》语，司马迁应不能见刘歆所伪之书，于是康氏谓此乃“歆入之于《左传》，并窜之于《史记》耳”。空想无当与事实，其证为何？则曰：“按《世家》叙宣公事，以为立弟成义，子复享之；叙襄公事，讥其得祸致怨，皆用《左氏》义。汉人之学，皆有家法，何以同一世家赞，讥宣公之乱宋，褒襄公之礼让，独《公羊》义一文；矛盾何至于是？其为歆所窜入，最为易见。以此推之《秦本纪》、《鲁世家》之，‘君子’，亦为窜入无疑矣”(《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