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含蓄

　　“和”是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文化仁学体系的核心，“和”的精神表现在言语上就是含蓄委婉，“和”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但是提倡用迂回曲折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好恶，使之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灵活性，以和为贵，所谓“微言大义”“言近而旨远”，而不是言辞鲜明、不留余地。含蓄的表达方式在美学上的意义体现在可以带给人无限的联想和启示，突破语言表达的局限性。“谐音”这种语言修辞现象在汉语诗歌创作中常常被运用，通过词语的谐音构成联想，以物传意，使言语表达具有含蓄委婉的审美效果。如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中的“丝”与“思”，借“丝”寓“思”，表达拳拳思念之情，执着刚烈。又如刘禹锡的《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中的“晴”与“情”，语带双关，寓意深远，对于表现女子那种含羞不露的内在感情，十分贴切自然。

　　2.3意象

　　与西方拼音文字相比，汉字的象形根基使汉语具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形象特征，字形灵动，栩栩如生，极具形式美感和诗情画意。每个汉字都是一幅画，汉字书法是中国汉字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成为世界上少数几种文字所有的艺术形式。当我们眼观、手写、耳听汉语词句时，心中往往会浮现出相应的生动情景，这情景在作者方面是“造境”，对读者而言是“联想”。法国语言学家葛兰言说过，汉语是一种可以触发特别感情，为诗人或怀古家所设计的语言。美国诗人庞德也说，用象形构成的中文永远是诗的。造设意境，汉语语言通常采用观物取象，寓抽象于具体，寓推理于类比，超越具体而又回归具体，可以让读者由感性的把握中去体悟抽象的内涵。例如，因“柳”“留”相谐，友人和恋人间的依依惜别，自古有“折柳”相留的风俗，“杨柳”常被用来表达离情别怨的情境，形成汉语语言中有关柳的意象，如白居易的《忆杨柳》，“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遥忆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另外，汉语常用短句，句与句之间常常省略关联词，句子间的逻辑关系和语义由句子的前后顺序来体现，形成汉语独特的意合体悟的传统，这种传统在诗歌意象的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短短的28字中排列着10种意象，浑然一体，意象忧伤，诗情浓郁，勾勒出一幅羁旅荒郊的悲秋之图。在诗歌中，意象的搭配十分灵活，内在的逻辑感情是各意象之间关联的纽带。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经说过：“就句子的结构而论，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

　　2.4意念

　　与汉字具有较强表意功能的特点相比，汉语语法却是重于意而简于形。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传统都特别强调：在语言的形式与内涵之间，内涵总是重于形式，语言主要是作为表述事理、抒发情志的工具而存在的。所以，汉语表达于结构形式上常用减法，在语义容量上则常用加法。中华文化的重意念的审美特征，在其它艺术形式上也都有体现。中国的国画讲究留白的艺术，有人用“减法绘画”来形容，画中留白往往意境深厚，巧妙地借有限的空间布局来展现时间和思绪的无限延伸，气局饱满，气势圆通。还有汉字书法艺术“布白亭匀”的审美标准，实处之妙，皆由虚处而生，”虚实之间，白黑相宜，留给欣赏者以广阔的审美想象。汉民族的绘画语言、书法艺术和其有声语言、文字语言的这种相似之处，都体现了一致的美学思想。汉语的重文意、重神韵，首先从语言的时间意识表现出来。与西方语言不同，汉语动词没有时态的分别，却仿佛更能契合时间的抽象感和连续性。例如，“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语词相同，却此词彼义。语词的表层意义虽然相近，但语词宛转间，其深层意蕴已全然不同，仿佛随时过境迁，一切已物是人非。时间对于个体而言是有始有终的，然而，从人类发展的整体来看，却是循环往复，永恒流转的。与英语繁复的时态系统相比，汉语表达时间的方式可以说是极简，却能精妙传神地表达出时间内涵的绵延漫长和不可逆转。汉语语言具有跨越时空的特性，其重视表意，也极具表意的功能。另外，汉语句子中主语和谓语的语法意义是主题和述题，而不是动作者和动作(赵元任1968:67-104)。例如“云想衣裳花想容”，其中“云”和“花”即为话题主语，并非行为者，而是指“看到云”及“看到花”这两种行为;“想”是“想起”、“想到”;“衣裳”和“容”指某位女子的“衣裳”和“面容”。汉语的重意念，主语话题化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刘宓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