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可见，通过物的意象性和符号体系的运作，人们在对成套物的占有中获得了一种期望的社会地位。这样消费实际上在进行着一种无意识的社会区分，并在这种区分中提出一套新的社会建构的方式，即通过消费，通过物来建构新的社会差别次序。这样的结果就是“通过物体，每个人与每个团体都在寻找他/她在秩序中的位置，所有的人都根据个人的轨道来尽力贴近这个秩序。通过物体，一个分层的社会在言说着，就像大众媒介那样，物体似乎在对每个人言说，但那是为了让每个人保持在特定的位置上”[1]39.即消费成功地通过自身的运行机制实现了对社会阶层的划分。但由于这种划分是通过对物的占有来实现的，所以消费社会的阶层划分并不具有稳定的结构，而是呈现出变动性。

　　其二，消费提供了一种社会交流方式，缓解着社会矛盾。消费不仅构建了社会等级系统，也为大众交流提供了重要方式。里斯曼指出，文艺复兴以来倡导艰苦奋斗的内在性社会性格，随着科技发展和服务业的兴起已经让位于他人导向型的社会性格。

　　时尚、大众文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指出，文化工业已变为资本主义实施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而鲍德里亚想说的是人们通过消费在相互交流和影响。“人们可以自娱自乐，但是一旦人们进行消费，那就绝不是孤立的行为了(这种‘孤立’只是消费者的幻觉，而这一幻觉受到所有消费意识形态话语的精心维护),人们就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在那里，所有的消费者都不由自主地相互牵连。”[1]71在消费社会，不同的人被分为销售者和购买者。而流通、购买、销售则构成了消费社会的语言，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谈。社会矛盾在这种交流中被化解，从而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与活力。

　　其三，消费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的神话，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着合法性基础。鲍德里亚认为，由于在政治领域的失意，“民主原则便由真实的平等如能力、责任、社会机遇、幸福(该术语的全部意义)的平等转变成了物以及社会成就的其他明显标志面前的平等。这就是地位民主，电视、汽车和音响民主，表面上具体而实际上又十分形式的民主。”[1]34也就是说，人们在获得物面前的平等缓解了在能力、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这种通过占有物获得的平等又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新的合法性来源，即一种由增长和绩效而来的合法性。在这种社会要做的“就在于通过增加财富的总量，从量上达到自动平等和最终平衡的水平，即所有人的福利的一般水平，以此来消除他们之间的矛盾”.[1]35也就是通过量的增加和形式上的平等来掩盖结构的不平等，从而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

　　(三)消费意识形态的深化

　　消费意识形态的运行离不开媒介的支撑，大众媒体的普及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鲍德里亚所说：“每日广播并非听上去那么杂乱无章：其有条不紊的轮换强制性地制造了唯一的接受模式，即消费模式。”

　　[1]130鲍德里亚认为，媒体和广告并不是某种简单的花言巧语的推销，它的作用在于让人们感觉到整个社会是迎向你的，让你觉得自己的主体性得到无与伦比的确证。因为“过去的道德规范希望个人去适应社会整体。但这是生产时代已经过时的意识形态;在一个消费时代，或一个自称如此的时代，是整个社会前来适应个人”[3]191.所以在媒体的广告中，我们并不是被它的形式或内容异化了，我们只是被它的关怀所攻陷。这种关怀加上商品的象征意义成功地削弱了人们对商品功用性的甄别，从而鼓励人们购买可能并不迫切需要的商品。所以，透过媒体铺天而来的广告，不仅大大增加了人们消费的频率和可能性，而且也深化了消费意识形态的控制。

　　同时，在媒介和广告的包围中，特别是在对时尚的不断制造中，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让位于其符号价值。虽然鲍德里亚一开始就指出，人们消费的不是现实的物，而是物品所象征的意象和符号价值，但大众媒介的崛起使得符号的作用更加重要，可以说使符号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因为现代媒介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创造了一个商品的符号世界，在这里商家通过广告费尽心思向人们展示的是该商品所蕴含的符号价值。人们消费的也不再是商品，而是符号-商品。正如波斯特所说，在鲍德里亚这里变成消费对象的是能指本身，而非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