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型教学完善策略
结合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实际和未来指向，研究型教学改革应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从学校乃至国家层面，对研究型教学展开全面而灵活的政策扶持。具体应涉及教学、职称、考核评价政策等多方面。研究型教学改革的获益者是学生，但教学改革的主体却是教师。研究型教学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根本性改变，对教师的时间、精力、教学科研能力都提出很高的要求。要实现现有高校师资向研究型教学师资队伍的转变，必须要有宏观政策的积极引导方可实现。其次，进行课程结构调整。取消中国古代文学史基础主干课的地位，削减其课时量。大量增加中国古代文学专题导读课和研讨课的权重。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框架式教学僵化学生思维，浅化文学历史存在，背离文学的人文精神，其弊端久为诟病。如何正确解读文学现象，培养共情能力，探索文学规律，合理转化传统文学资源应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重点。而这些都要建立在对中国古代文学资料细致、认真感知、理解、探究的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研讨课、导读课可以充分承担这样的任务。同时，中国古代文学导读课和研讨课对于活跃学生思维，增强其解决问题以及知识创新的能力同样具有显著效果。再次，以探索创新为根本教育理念，针对学生知识状况及课程性质采取不同形式的研究型教学。大致可分为研究思维、研究方法引导型教学和学术研究实践类教学两大类，旨在培养学生从知识消费者成长为知识创造者。前者可以是专门的研究思维与研究方法专题课，也可以将二者以案例形式强力渗透在专业课程教学中，用以配合教师讲授法展开。后者可以是课堂教学中进行的研究实践教学，也可以是课堂之外以兴趣小组、项目研究等形式而存在的研究实践教学。两者形式的灵活性均迥异于传统教学模式下固化的教学样态，这在为教学增加活力的同时，学生也因得到适合其自身条件的灵活而多元的研究型教学而获得能力与思维品质的极大提高。
参考文献:
［1］杨清之，范潘，胡小城，等．“古代文学教学笔谈”，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xx(6)．
［2］刘宝存．“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重建:进展、问题、走向”，外国教育研究，20xx(6)．
［3］高永军、施宙、赵洪挺．“略谈研究型教学模式的提出与实践”，科教导刊，20xx(9)．
［4］汪霞．“大学研究型教学中的研究”，教育发展研究，20xx(11)．
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的发轫之初也具备中国学术转型时期的共同特征，即学习和模仿西方。众所周知，虽然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史学繁盛，但具有学科观念的文学史述却最早由欧洲人完成，而后日本学者川种郎撰写了中国历朝文学史，1904年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林传甲因课程教学需要，模仿和参考日本人的文学史，编写了《中国文学史》讲义，这才有了中国人自己撰述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取法西方体制的大学在中国兴起。由于大学多有文学史课程，故而古代文学史的著作也开始增多，出现了文学史写作的高潮期。这一阶段的主要著述有：1918年谢无量的《中国文学史》、1928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32年有胡云翼的《中国文学史》、1933年有刘大白的《中国文学史》、上下卷分别于1941年、1949年出版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
由此表明，“文学史”这一学科概念最早由西方或受西方观念影响的日本传入，伴随着西方文学、美学和文学史著述翻译而来，自然多承袭了西方视角和模式方法。再加上初期文学史写作中体例不规范统一、论述不客观等问题，上世纪前五十年的文学史书写很多处于借鉴西方文学观念下的自我摸索阶段。这一困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编撰中有所表现。如果把文学史看作是文学历史的演绎发展，那么“文学史”的观念在中国自古有之。“中国古代文学历来是以经学为典范，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以简洁典雅的文字，表现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记叙现实中发生的人与事，以期引导社会向善。”《 庄子·天下》从王官之学论至“道为天下裂”的战国学术，《汉书·艺文志》著录先秦至汉的文学典籍，《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纵谈文体演变与文学技巧，再到正史中的文苑传、儒林传、艺文志、文学家列传等，无不是有关文学史的著作，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在受19 世纪以来西方文学概念影响的中国文学史撰写中消失，不得不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种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