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体也是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主体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完整复杂的喻体。二是喻体是南主体和它的解说两部分构成，如“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围城》)此喻中，“恶毒”是本体，“砂砾”和“刺”是喻体的主体，而“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则是对主体的说明解释，可以称之为释体。释体也是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是喻体不是某一事物及其延展，而是一个完整的小故事，如《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中，触龙以赵太后远嫁其女为燕后并“必勿使返”的故事为喻，说明什么是真爱大爱的道理。钱钟书的小说中，也不乏以故事为喻体的例子。凡寓言，也便是以小故事为喻体。除了上述三种情形外，还有其它一些详喻形态，不一一例述。

　　简喻和繁喻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繁喻中的博喻、象喻、详喻也是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有时彼此融合，混为一体。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各种比喻形式多元共存，杂陈交错，争奇斗艳，才能色彩斑斓，摇曳多姿。

　　二、近取譬与远取譬朱自清在其《新诗的进步》一文中，曾提出“近取譬”、“远取譬”两个相反相成的概念。取譬就是“假象取偶，以相譬喻”(《淮南子·要略》)，也就是选取喻体，进行比喻。

　　喻体的近、远，是就喻体与本体的关系而言的。喻体与本体之间的差别少，距离小，类似点多而显，关系相对紧密，即为近取譬;反之，则是远取譬。人们在运用比喻时，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自然是选取喻体。一个本体可以有若干个喻体，就像一个人可以有若干影子一样;但弱水三千，只能取一瓢或几瓢饮，选取什么喻体，便关系到比喻的巧拙成败，也见出作者的知识素养和艺术功力。墨家有言：“异类不比”(《墨子·经下》)，这是就物理规则而言的;但就文学规则来说，却与之不同，甚至相反，故有人说，“同类不比”，“凡喻必以非类”。类即具有一定共同属性的事物的聚合，是事物相互区别的标识。类有同类、异类，小类、大类之分。类别是相对而言的，也是富有弹性的，在此前提条件下属于异类的，在另外条件下可能变成同类;同样，在此前提条件下属于同类的在另外条件下则成为异类。比如人与熊猫，一个是人类，一个是兽类，无疑是异类，但在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大的范围内，却变成了同类— — 同为动物类、生物类。梁山伯和祝英台同为人类，又是异类：男人类和女人类。

　　既然类是动态的，相对的，变化的，那么，“同类不比”、“凡喻必以非类”这样的命题，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并非绝对的，因为任何两种事物既是非类又是同类。除非同类之类就是本体自身，如以太阳比太阳，月亮比月亮，李白比李白，岳飞比岳飞，便意义不大，或没有意义。但自身也是变异的，今日之我就不是昨日之我，彼此相譬也未尝不可。

　　任何事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共同属性，类似点，正如任何物体之间都会有引力一样。因此，所有事物之间不是能不能比的问题，而是近取譬还是远取譬的问题，是优比还是劣比的问题。喻体多多，只能取其最佳者。

　　近取譬是文学作品中，特别是通俗化大众化的作品中，最为常见最为普及的比喻途径和形态，因为喻体与本体的相似成分多又明显，故作者易于运用，读者也易于理解。如“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李贺《马诗·其五》)“群山被月光笼罩着，像母亲庄严、神圣的胸脯”(铁凝《哦，香雪》)“就说那张应当长着茸毛的脸上，竟然光溜溜的，简直像个烧水的圆铜壶。”(夏目漱石《我是猫》)上举几例便都是近取譬，其喻体“雪”、“钩”、“胸脯”、“圆铜壶”既是常见之物，形态可掬，又分别与本体“沙”、“月”、“山”、“脸”相似处多而显，读者一看就懂，一听就明。近取譬虽属低层次的比喻，但并非等于劣等的比喻，妙喻如珠者并不鲜见。

　　远取譬在一定意义上是更高层次上的比喻，更受到一些美学大家和文学大家的嗜爱和推崇。黑格尔说“隐喻也可以起于主体任意配搭的巧智，为着避免平凡，尽量在貌似不伦不类的事物之中找出相关联的特征，从而把相隔最远的东西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 钱钟书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 无论黑格尔说的“不伦不类”、“相隔最远”，还是钱钟书说的“不同处愈多愈大”、“分得愈远”，都是指远取譬;而“避免平凡”、“出人意外”、“愈有烘托”、“愈新颖”等，则是指的远取譬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