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种外来的异质性文学因素所引起的文学变异现象甚至使得本土固有的传统得以变迁，这样的文学变异就成为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变异的文学现象促进了本土文学的发展，并逐渐融入本土文学的传统中，形成后世文学的典范。比如闻一多在论及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时候，肯定了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的重大推动作用，认为如果没有外来的文学因素的介入，中国本土文学就不会有那么多变异性的发展，北宋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可能不必再写”。确实，魏晋以降的佛教文学流传进入中土，中国古代文学在这种横向的冲击下，吸收和借鉴，产生了新的文学变异因素，我们今天所说的深受外来文学因素影响的中国禅宗以及变文、小说、戏剧早己成为中国文学自身的固有传统。而且，每个国别文学体系中出现的文学变异现象都是丰富而复杂的，因此对文学变异现象的研究理应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视角之一。

　　最后，提出文学变异学领域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当下的比较文学学科拓展已经改变了最初的求同思维，而走入求异思维的阶段。比较文学的法、美学派理论都是在单一的文明体系内部进行的，他们都是从求同思维来展开比较文学的研究。尤其对于没有实际关联的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比较，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更是从一个共通的“文学性”层面出发，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共同点的。它注重强调没有实际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某种关联性”，这种所谓的关联性也就是韦斯坦因(UlrichWeisstein)所谓的类同或者平行研究中存在的“亲和性”。无论是“关联性”或是“亲和性”，都是一种以求同思维为中心的比较文学研究模式，这在单一的西方文学/文明体系中是很实际的一种研究范式。然而，当我们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投向不同的文明体系中的文学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除了一些基本的文学原则大致相同外，更多的是异质性的文学表现，更多的是面对同一个文学对象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学表达形式或观念的变异。对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学变异现象的研究曾被韦斯坦因等西方学者的求同思维所怀疑，这种“迟疑不决”的心态正是比较文学求同思维的具体写照。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走出比较文学的求同，而要从异质性与变异性入手来重新考察和界定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领域。而文学变异学的提出正是这种思维拓展的最好体现。

　　从上面三个方面来说，我们提出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研究领域是对颇受争议的影响研究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重新规范，并且变异学还有古今中外的文学横向交流所带来的文学变异实践作为支持，它更和当下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中所强调的异质性的研究思维紧密结合。所以，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的研究领域有着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如果将文学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之一，那么，它在比较文学整个学科建构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呢？它和比较文学学科其他研究领域的彼此关系是如何的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给以明确界定的。

　　实际上，对变异学领域的界定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的界定还离不开对比较文学学科特质的再明确。如果我们从学科史的实践上来看的话，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它的学科特质几乎就没有稳定过。法国学派提出比较文学是国际间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是缩小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人为地造成比较文学研究的危机。美国学派提出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却又把研究领域无限扩张，把比较文学推到一种“无边的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学术研究”；中国学者提出比较文学的跨文化或者跨文明研究，更多的是带有文化自觉意识和方法论意识上的学科思维建构。这三者对比较文学学科特质各有侧重之处，当下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界更多地是将这三者粘贴在一起，来建构自己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没有在共时性的层面上去面对比较文学真正的学科特质问题。所以，就无怪乎当下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迟迟不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了。

　　那么比较文学的学科特质该如何来界定呢？如果我们综合比较文学发展三个历史阶段的学科理论实践以及定位，就会发现比较文学学科研究是在两个基点上展开的：跨越性和文学性。

　　首先，从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进入文学研究视野的时候，研究者就在把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归结为一个最为基本的核心一跨越性。从歌德和马克思提出“世界文学”的设想以来，法国学派从跨国研究来进行文学关系史研究，美国学派提出跨学科研究，中国研究者提出跨文化以至于跨文明研究，虽然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他们都十分强调在不同文学体系进行跨越式的比较研究。比较文学的跨越性特质突出了比较文学是具有世界性胸怀和眼光的学科体系，它主要关注的目标就是通过对不同国家、文化与文明之间不同文学体系之间跨越性的研究，在异同比较之中探寻人类可能存在的“共同的诗心”。可以说，跨越性是比较文学得以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突出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