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的分析论文

　　将“文学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是一个新的提法。这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是从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的现状、文学发展的历史实践以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拓展几个方面来综合考虑的。

　　首先，所谓当下比较文学学科研究领域的失范是指比较文学自身的研究领域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而且有些理论阐述还存在很多纷乱之处。其中存在于影响研究中的实证性与审美性的纷争中就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的失范现象。

　　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最初之所以提出国际文学关系史理论，一方面回应了当时克罗齐等人对比较文学的非难，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作为一个学科必须有一个科学性基础，所以他们提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而是一种实证性的国际间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但是，后来美国学者却质疑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单纯强调科学实证而放逐审美价值的学科定位，认为他们的影响研究是僵硬的外部研究和文学史研究，提出要“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因为“文学性”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作品得以存在的内在规定性。也就是说，比较文学应该把美学价值批评重新引进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之中。

　　但是，一旦文学性介入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实践之中，就使得我们面前的比较文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困扰。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影响研究以实证性探寻为研究定位，当然如果仅仅对于“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来说，这种实证性的影响研究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一种文学的比较研究来说，它却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主要是因为，实证性的影响研究想要求证的是人类的美学艺术创作过程中存在的接受和借鉴规律，“实证能证明科学事实和科学规律，但不能证明艺术创造与接受上的审美意义”。也就是说，要从文学艺术的外部研究来揭示其文学内部的规律性，这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影响又被称为是“像难以捉摸而又神秘的机理一样的东西，通过这种机理，一部作品对产生出另一部作品而做出贡献”。就连强调实证影响研究的伽列（ate又译卡雷)都认为影响研究“做起来是十分困难的，而且经常是靠不住的。在这种研究中，人们往往试图将一些不可称量的因素加以称量。

　　所以说，文学审美性介入比较文学研究之后，影响研究就不应该还是一种单纯的文学关系史研究了。然而，当下我们的许多比较文学教材在处理影响研究的时候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性研究的关系问题，还是将二者纠结在一起。比如在阐释媒介学的时候，还是把实证性的文学媒介考证与译介学混杂在一起，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没有办法真正把译介学出现的非实证性“创造性叛逆”说清楚。可以说，当下的译介学已经不是简单的语词翻译了，它更关注于文学性因素在不同语言体系中出现的变异现象。但是由于以前的影响研究特征过于模糊，所以就造成了译介学无法获得恰当的研究定位。实际上，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性研究和审美性研究并不是不可两全的，我们没有必要将二者在影响研究中纠缠不清，完全可以将二者分为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一个是实证性的文学关系史研究领域；另一个则不再只注意文学现象之间的外部影响研究，而是将文学的审美价值引人比较研究，从非实证性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文学现象之间的艺术和美学价值上新的变异所在，是属于文学变异学研究领域。

　　其次，提出文学变异学的研究领域是有充分的文学历史发展实践的支持的。这是因为，从人类文学的历史发展形态上看，文学形式和内容最具有创造力和活力的时代，往往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学、乃至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碰撞、互相激荡的时代。这些时期的社会文化和文学不会保持静态，它往往表现为不同体系的文化和文学之间碰撞激荡、交流汇聚、相互融合的状态，它是各种文学基因发生“变异”并形成新质的最佳时期。所以，这些时期会在文学上呈现出生机勃勃、丰富多彩、新异多变的创造性面貌。比如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段的文学局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虽然此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甚至战乱频仍，但是正是由于印度佛教文化/文学因素大量被引人中土，刺激了中国本土的文学创造力，当然还有中国南北朝文学的彼此交流和融合，所以在文学和文学理论方面都留下了许多不朽的篇章。探究这种文学横向发展现象的内在实质，就是不同文化/文学体系之间的冲突和交流，“能够激活冲突双方文化的内在的因子，使之在一定的条件中进入亢奋状态。无论是欲求扩展自身的文化，还是希冀保守自身的文化，文化机制内部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异’”。本土文化/文学体系自身出现的变异因素往往就是文化与文学新质的萌芽，而这种具有创造力的新因素最终推动了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