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研究，又称为形象学。形象学产生在20世纪的中叶，基亚(GuyardM.F.)在其《比较文学》一书中就专列一章“人们看到的外国”来论述形象学，并称之为比较文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虽然后来韦勒克(ReneWellek)以形象学是一种“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史研究”来否定伽列和基亚的尝试[，但随着社会科学新理论的出现，形象学逐渐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分支之一。当然，形象学也从最早的实证性关系研究，而走入对一种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范畴里面。形象学主要研究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一国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他国形象。在这里，他国形象只是主体国家文学的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12+p29，正因为它是一种想象，所以使得变异成为必然。比较文学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显然是要注意这个形象产生变异的过程，并从文化/文学的深层次模式入手，来分析其规律性所在。

　　第三是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点是文学性和文本本身，所以文学文本之间产生的可能的变异也将必然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首先它包括有实际交往的文学文本之间产生的文学接受的研究领域。文学接受是一个很热门的研究领域，正如谢夫莱尔(YvesChevrel)所说，“接受’一词成为近15年来文学研究的主要术语之一”国内的多本比较文学概论也列出了专章来处理接受研究的问题，但问题是，接受研究目前还没确定一个明确的研究定位。它是影响的一种变体呢，还是不同于影响研究的新研究范式，它和影响研究的异同又在哪里呢？实际上，从变异学和文学关系学的角度来看文学接受学，问题就非常清楚了。它不同于文学关系研究，主要是因为后者是实证性的，而文学接受的过程却是有美学和心理学因素渗入，而最终无法实证的，是属于文学变异的范畴。其次，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还包括那些以前平行研究范畴内的主题学和文类学的研究。主题学和文类学虽然研究范围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二者都有法、美学派追求“类同”或者“亲和性”研究的影子。而实际上传统的主题学、文类学研究中，已经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主题变异和文类变异问题，尤其在不同文明体系中，文本之间的主题和文类在类同之外，更多的却是不同之处，那么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不仅在求同，也在存其异”。而且通过不同的文学主题和文类变异现象的研究，我们可以更为有效地展开不同文明体系间的文学对话，从而更为有效地总结人类的文学规律。

　　第四是文化变异学研究。文学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穿越，必然要面对不同文化模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化模子的歧异以及由此而起的文学的模子的歧异”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必然要面对的事情，文学因文化模子的不同而产生的变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其中，以文化过滤现象最为突出。文化过滤是指文学交流和对话过程中，接受者一方因为自己本身文化背景和传统而有意无意地对传播方文学信息进行选择、改造、删改和过滤的现象。文化过滤研究和文学接受研究很容易混淆，但是最为关键的，就是文化过滤主要是指由于文化“模子”的不同而产生的文学变异现象，而不是简单的文学主体的接受。同时，文化过滤带来一个更为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就是文学的误读，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圈时候造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文学误读现象。那么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是怎么样的关联，它们彼此之间关系如何，它们是如何成对发生的，它们所造成的文学变异现象内在的规律性是什么，这都将是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所主要探讨的问题。

　　这四个层面的变异研究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的研究领域。当然，作为一个全新的学科视角，变异学研究中还存在很多问题等待梳理，但可以肯定地说，文学变异学的研究范畴的提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的明确，以及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解决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