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超越是非之别的政治理想与“治道”论述

　　《应帝王》第一节明确提出对于儒家出于是非之别的政治生活理想的批判，并展现了庄子心中超越是非之别的政治生活之理想。“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庄子·应帝王》）“四问而四不知”应该就是《齐物论》中的对应内容，因为《齐物论》的对应内容与《应帝王》中的取义完全相合。《齐物论》中啮缺问王倪的四个问题就是：“子知物之所同是乎？”“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然则物无知邪？”“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虽然啮缺没有直接回答这四个问题，但其呈现的立场却非常明确。前三个问题关涉的就是是非之别及其根据，而答案也是对是非之别的解构和对其根据之普遍性的否定。第四个问题是由前三个问题派生出来的，因为利害问题与是非之别具有密切关系，而王倪对第四个问题的回应明确表达了至人对利害考虑的超越。与此相联系，啮缺的跃而大喜，合乎逻辑的解释也只能是他对超越是非之别的境界及其政治意蕴的顿悟。这种超越是非之别的政治生活理想，蒲衣子明确地告诉我们了，他对啮缺说：“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庄子·应帝王》）这段话中的有虞氏表现的就是依然未能超出是非之别的政治生活理想2，而泰氏呈现给我们的政治生活理想却超越了是非之别。此处的“非人”，郭象和成玄英皆解释为“是非之域”。与此相联系，有虞氏的不足恰恰就是未能出离和超越“是非之域”，而泰氏则根本就未曾进入“是非之域”287—289。庄子通过“泰氏之世”呈现超越是非的政治生活理想更像诗意的想象，而不是对理想政治秩序的哲学建构。

　　如果说《应帝王》第一节是从理想状态的角度对超越是非之别的“政治”描绘的话，接下来的三节则从理想“治道”的角度论述超越“是非之域”的“圣人之治”。肩吾和狂接舆关于日中始的一段讨论，通过对法家的批判衬托出了庄子心中的理想“治道”，其中的日中始显然就是法家式君主的形象。而阳子居和老聃有关“明王”的对话，则通过对儒家式圣人的批判展现了庄子理解的“明王之治”。总体来看，关于“圣人之治”的讨论给出的答案还是《老子》的“无为而治”。但相较于《老子》，庄子的说法显得更为空灵缥缈，无名人的“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庄子·应帝王》）的说法，将这一特点表露无遗3。不过，天根向无名人请教“为天下”的这一节却包含着值得深入分析的思想内涵。对于天根的“请问为天下”的问题，无名人的第一反应是有些不快而内心又有所触动。无名人说：“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庄子·应帝王》）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无名人对于“治天下”之问会有这样复杂的情感反应呢？答案只能是：虽然无名人不愿思考“治天下”的事情，但又不能完全忘情于“治天下”的问题。无名人这种复杂的心理反应就把我们的思绪重新带回到了《逍遥游》。在《逍遥游》中庄子告诉我们，圣人不愿意为王，但他却同时又在暗示我们，圣人最宜于为王。当尧让天下于许由的时候，他应该是认为许由最宜于做天子，他说：“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庄子·逍遥游》）当然，圣人之所以最宜为王，只能是因为圣人具有“平治天下”的超常才能和品德。但这样一来，圣人不可避免要面对“圣人不愿意为王”与“圣人最宜于为王”的纠结。无名人对于“为天下”的复杂情感反应，就是《逍遥游》中圣人与“为王”复杂关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如果我们没有忘记《逍遥游》中“圣人无名”说法的话，自然会想到《应帝王》中“无名人”恐怕就是“圣人”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