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世》的政治哲学思考主题是理想人格的各种现实化身在政治世界中的处世之道，其最终指向无疑是避害全生，以及寻求在无法避免伤害的时候安心承受。此种取向几乎不关注政治社会中的是非善恶及其分别，对政治生活中的是非善恶保持一种超然的姿态。为什么这种具有明显规范性特征的政治哲学思考却缺失了是非善恶的关切呢？直接根源是作为《人间世》政治哲学思考之背景的现实政治世界，是无道而又混乱的。换言之，相当程度上的现实政治世界是一个是非颠倒、善恶混淆的世界，“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齐物论》）。这种超然对待政治生活中是非善恶哲学思考的理论基础，无疑就是庄子的“齐物论”。

　　庄子在《齐物论》中认为，应该摒弃对是非善恶的执着，超越是非善恶的争执，原因在于是非善恶的分别及其形成根源是有所偏蔽的“成心”。庄子说：“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同时，是非的分别和执着也是大道被遮蔽的结果，而致使大道被遮蔽的恰恰也是“成心”，或者作为“成心”之表现的“小成”，“小成”就是以“成心”为根据的一得之见。庄子说：“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齐物论》）而基于“成心”和“小成”产生的是非及其分别则导致人们对大道的偏离甚或背离，故而庄子又说：“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庄子·齐物论》）“亏”即“不全”之意，“道”的“不全”不是由于“道”本身有亏损，而是因为“道”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其根源无疑就是是非的分别。与此相一致，关于这句话，郭象的注是：“无是非乃全也。”成玄英的疏是：“夫有非有是，流俗之鄙情；无是无非，达人之通鉴。故知彼我彰而至道隐，是非息而妙理全矣。”当然，“道”一旦被遮蔽了，它就不可能完全向人呈现，人也就不能把握“道之全”；正因为人把握的“道”不是整全的，就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道”。也正由于对“道”的偏离，人们才有了偏好，“偏好”就是“爱之所以成”的“爱”。有“好”就有“恶”，而“好恶”恰恰就是庄子所说的“人之情”，庄子在应答惠子关于“人故无情乎”的疑问时，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白。庄子解释说：“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德充符》）庄子所说的“无情”是没有好恶，或者说是克服和超越了好恶的情感趋向。当人们没有了好恶之情，或者说当人们达到了庄子所说的“无情”境界，是非的分别和执着就被克服和超越了。庄子说：“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庄子·德充符》）分析到这里，也许就可以对《齐物论》开头“吾丧我”的说法有一个准确理解，“吾丧我”中的“我”就是“成心”，就是“爱”，就是“好恶”，就是“人之情”。而“吾丧我”即庄子所说的“无情”，就是对成心、偏好或好恶、常人之情的克服和超越。

　　既然是非的分别根源于人的“成心”或人的好恶之情，我们自然也就不应该固守和执着于政治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是非善恶的分别和纷争。庄子对“是非”及其分别的解构性分析的旨趣和目的是对“是非”的超越，而不是对是非的泯灭。对于政治哲学的思考而言，这种对是非的解构性分析指向的是超越是非的政治生活状态及其治理之道的构想和论证，而不是对实际政治世界和政治生活中是非善恶的抹杀。不可否认，这种对是非的解构性分析却具有走向泯灭是非、抹杀实际政治世界和政治生活中是非善恶之别的内在可能性。实际上，一旦超越是非之别的理想政治秩序的追求被放弃，人们的目光也因而聚焦于实际的政治世界和政治生活的时候，庄子对是非的解构性分析就极有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而泯灭是非、抹杀是非善恶之别的实际政治后果就是，人们对实际的政治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道德冷漠，以及对是非善恶之别漠然置之的道德犬儒主义态度。这种思想倾向在《人间世》的政治哲学思考中已经初露端倪，《大宗师》中的“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天下》篇中所说的“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此种思想倾向。正如前面的分析，庄子对是非及其分别的解构性分析，合乎逻辑地指向对基于是非之别的“政治”批判和对超越是非之别的“政治”探究，其思想结果应该就是《应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