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至人、神人和圣人对待政治生活的态度，就不是三种独立的理想人格各自对待政治生活的态度，而是同一理想人格在不同的情境和处境中对于政治生活的不同感受和态度。当这一理想人格处于许由所面对的“让王”之情境时，其态度是淡漠地拒绝，但当这一理想人格通过前往藐姑射之山的尧来表现自身的时候，则“窅然丧其天下焉”。无论《逍遥游》通过至人、神人和圣人来表现同一理想人格对待政治生活的态度存在什么差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这一理想人格所面对的情境都是安全的，政治生活的风险和危害尚未被考虑。因而，通过至人、神人和圣人表现的同一理想人格对待政治生活的态度，并未受到约束和羁绊。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理想人格所面对的不同情境之间的根本一致性，其对待政治生活的三种不同态度也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这就是对超越“政治”理想生活和精神境界的追求。

　　三、对“政治”的疏离和是非之别的解构

　　然而，面对让王的情境而能淡漠地谢绝的许由，依然要生活在现实的政治世界之中，当然也不存在什么神人栖居的藐姑射之山。即便在现实政治世界之外的物理空间中，藐姑射之山也不存在。庄子追求的理想人格也许可以通过遁迹山林的方式而置身于政治社会之外，逍遥自适的理想人格就表现为遁迹山林的隐士。但若这一理想人格不得已而存身于政治社会之中，他又该如何处理自己和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呢？这无疑受到两方面情况的限定和影响，即这一理想人格的社会政治角色与其存身于其中的政治社会状况。对该问题的追问顺理成章地使我们转向对《人间世》政治哲学进行解读。

　　庄子追求的理想人格面对的现实政治世界状况，在《人间世》中有论述：“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现实的政治世界无道而又充满危险，政治世界的伤害随时会施加于人们身上。《人间世》前三节鲜明地呈现了现实政治世界的无道、衰败和混乱，以及处身其中的艰难和纠结。面对如此状况，庄子追求的理想人格致力于实现的目标也仅是全生远害和免于刑戮，而实现该目标的方式是使自己成为现实政治世界中的“无用之人”。正是使自己对于现实政治生活变得无所可用，这一理想人格的现实化身才避免政治社会的伤害和危险。反过来，这一理想人格的现实化身可能遭受伤害和危险的根源恰恰是在政治社会中的有用性，因为“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庄子还通过支离疏的形象呈现了这一正反两方面的道理：“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针治，足以糊口；鼓策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正如《人间世》中的栎社树以其散木的形象和不材之木的特性展现的道理一样。

　　支离其形的支离疏能够通过“无所可用”避免政治社会施加的危险和苦痛，但形体健全的“支离其德者”又如何变得无所可用呢？大致说来，庄子教导的方法是以出世的态度来看待政治生活，并尝试变成政治社会的“局外人”，也就是以“局外人”的心态游离和苟全于政治社会之中1。然而，使自己变得无用是相当难为的，“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庄子·人间世》），无所可用也不是免于政治社会之危险和伤害的充分条件。如果理想人格在现实政治社会中的化身求其无所可用而不得，或者不得已而成为某种社会政治角色，那又该如何处理自己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呢？该问题将我们带到了对《人间世》前三节的讨论。

　　我们既可以把《人间世》前三节内容看作庄子理想人格对政治社会中不同角色之处世方式的忠告，也可将其内容理解为理想人格的现实化身应对政治事务的方略阐述。因为，不能从根本上排除理想人格的现实化身，在政治世界中不得已而扮演某种角色的'可能性。如果你是乱世之中试图救民于水火的青年才俊，圣人的忠告是：“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如果成为“其德天杀”的太子师傅，圣人的建议是：“戒之，慎之，正汝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如果是将要出使的大臣，圣人提供的精神慰藉是：“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故“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