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寅恪的这一论断，学界普遍认为他之所以对有宋一代文化作出如此之高的评价，原因在于宋代思想文化的自由。而宋代新儒家的产生便是思想自由的表现，新儒家产生的途径用陈寅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故陈寅恪将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之演进概括为：“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2]

　　由此可知，在陈寅恪的人文世界中，“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不仅关乎为人与为学，更关乎民族文化之传承与发展。故笔者认为“自由思想”不但是陈寅恪文艺美学的核心，更是理解其文化观的关键。

　　此外在陈寅恪的文学批评中，他特别重视文学创作主体自身所具备的禀赋和素养，“天才”更成为他解释评判文学成就高下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准绳。有关文学创作中“天才”说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结构经营之工、文章造语之妙、体情摹物之能、文体革新之巧。

　　就文章布局、结构经营而言，在《论再生缘》一文中，陈寅恪对作者陈端生评价颇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文章布局之精、结构经营之妙，“如今观再生缘为续玉钏缘之书，而玉钏缘之文冗长支蔓殊无系统结构，与再生缘之结构精密，系统分明者，实有天渊之别。若非端生之天才卓越，何以得至此乎?”[1]

　　此外对于白居易《长恨歌》开篇之“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陈寅恪认为以“汉武帝李夫人故事附益之耳”,且以汉武帝李夫人事明言此诗上半段以描写人世为主，但有关汉武帝与李夫人的故事结构其实“已暗启天上下半段之全部情事。文思贯澈钩结如是精妙”[5].故陈寅恪对白居易《长恨歌》之天才构思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是知白氏新乐府之为文学伟制，而能孤行广播于古今中外之故，亦在于是也”[5].

　　另外在述及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结构布局时，陈寅恪认为：“不支蔓有系统，在吾国作品中，如为短篇，其作者精力尚能顾及，文字剪裁，亦可整齐。”而白居易创作的《新乐府》的结构布局就在陈寅恪的称赏之列，“乐天新乐府结构严密，条理分明。总序所列作诗之旨，一一俱能实践。洵非浮诞文士所可及也。”[5]

　　在文章的遣词用语上，陈寅恪对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用语是非常欣赏的，如他在评价《连昌宫词》“往来年少说长安，玄武楼成花萼废”两句时，通过考证唐代宫廷的格局，辨明了《唐诗纪事》中的“玄武楼前花萼废”的“前”字为谬，因为花萼楼的地理位置不在玄武楼前。而从这两种建筑建成的先后顺序上，花萼楼建成于玄宗之世，玄武楼则建成于德宗之世，陈寅恪认为此句妙在“一成一废，对举并陈。而今昔盛衰之感不明着一字，即已在其中。若非文学天才，焉能如是”[5].此外在分析白居易《长恨歌》之“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时，陈寅恪认为“句中特取一‘破’字者，盖‘破’字不仅含有‘破散’或‘破坏’之意，且又为乐舞术语，用之更觉混成耳。又霓裳羽衣‘入破时',本奏以缓歌柔声之丝竹。今以惊天动地急迫之鼙鼓，与之对举。相映成趣，乃愈见造语之妙矣。”[5]对于那些既无元微之“不着一字”之巧，又无白乐天一词两用之妙的创作者来说，即便吸取前人语句只要能做到灵活运用从而呈现出一种崭新的意境，在陈寅恪看来也是天才的表现。如对柳如是“约个梅魂”一句的解读，陈寅恪认为此句之微旨，“复由玉茗还魂记中’柳梦‘之名启悟而。然则河东君之作品袭取昔人语句，皆能灵巧运用，绝无生吞活剥之病，其天才超越，学问渊博。”

　　创作者在表达情感与描摹事物方面表现出的杰出的技巧与能力，陈寅恪亦以为是天才之表现。如虽然明言元稹人品不足取，其人为了能够在仕宦一帆风顺，抛弃寒门之莺莺，另娶高门大姓之韦氏。就元稹艳诗创作而言，于一时一地在诗作中所表达“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其哀怨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其巨”[5],就其悼亡诗创作而言，陈寅恪也对元稹诗作中不时流露的夫妻生活的真实深表赞赏，认为“凡微之关于韦氏悼亡之诗，皆只述其安贫治家之事，而不旁涉其他。转就贫贱夫妻实写，而无溢美之词，所以情文并佳，遂成千古之名著。非微之天才卓越，断难臻于此也”[5].虽然一再陈述其人品不足取，但陈寅恪对元稹非凡的情感表达能力与技巧是赞赏有加。此外在对事物的描摹上，陈寅恪对元稹在表达能力方面的概况是“微之之文繁”,而“长于用繁琐之词，描写某一时代人物装饰，正是小说能手。后世小说，凡叙一重要人物出现时，比详述其服装，亦犹斯义也”[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