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陈寅恪也从“意境”的角度对元稹与白居易相同题材之作品进行比较，“长恨歌及传之作成在莺莺歌及传作成之后。其传文即相当于莺莺传文，歌词即相当于莺莺歌词及会真等诗，是其因袭相同之点也。

　　至其不同之点，不仅文句殊异，乃特在一为人世，一为仙山。一为生离，一为死别。一为生而负情，一为死而长恨。其意境宗旨，迥然分别，俱可称为超妙之文。”[5]

　　陈寅恪把“意境”与“宗旨”联系起来来理解两位诗人的作品，两首诗作俱为讴歌情感之作，从意境的角度去分析，“一为生离，一为死别”显然指的是“意”,而“一为人世，一为仙山”则指的是“境”,“一为生而负情，一为死而长恨”则指两首诗创作宗旨之不同。但在这里陈寅恪并未从道德层面去非议“负情”和“长恨”,纯然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出发评论两位天才诗人的倾情之作。

　　陈寅恪在对比李公垂《悲善才》一诗与元稹《琵琶歌》与白居易《琵琶引》时，认为虽然三者性质类似，都是歌咏歌伎之作。李诗“诗中叙述国事己身变迁之故。抚今追昔不胜惆怅。取与微之所作相较，自为优越。但若与乐天之作参互并读，则李诗未能人我双亡，其意境似嫌稍逊”[5].在这里陈寅恪再次以“意境”来衡量文学作品的高下。李公垂《悲善才》之所以比元稹《琵琶歌》“自为优越”之处就在于在叙述国事之际融入了己身变迁之故，从而达到了一种“抚今追昔、不生惆怅”的审美效果。李公垂的《悲善才》与白居易《琵琶引》相较则“似嫌稍逊”,而之所以“稍逊”就在于未能在“意境”上达到所谓“人我双亡”的境界。虽然在创作的先后顺序上，元稹创作在前，白居易受到元稹启发创作在后。但白居易“既专为此长安故倡女感今伤昔而作，又连绾己身迁谪失路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岂微之浮泛之作所能企及者乎”.陈寅恪所谓“人我双亡”的意境与静安先生“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颇有暗合之处。在《人间词话》里静安先生指出，境界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分，“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9].就其遣词用语来看，陈寅恪所谓的“人我双亡”与静安先生的“无我之境”颇相似，因为“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达到了物我相忘的程度，这与陈寅恪的“人我双亡”所指大体一致。白居易之所以能够创作出“人我双亡”的意境，在陈寅恪看来是因为“乐天此诗自述其迁谪之怀，乃有真实情感之作。与微之之仅践宿诺，偿文债者，大不同耳”[5].真情实感是形成意境的基础，情感是否真实则是陈寅恪评价文学作品优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如在解读元稹悼亡诗之所以名垂千古的原因在于“直以韦氏不好虚荣，微之之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因能措意遣词，悉为真实之故”[5].如果联系真情实感在营造“意境”所起到的作用就不难体会这一点。与陈寅恪相较，静安先生也是高度重视创作中的“真”,如他认为：“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我们很难考证，陈寅恪有关“人我双亡”的意境是不是受到静安先生有感境界说的启发，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则是不争的事实。从真实这个概念出发，在一篇作品中，作者如果没有自己的真情实感倾注其中，那么诗作就是失败的，如陈寅恪提到：“唐诗纪事之郑嵎《津们诗》，虽托之旅邸主翁之口，为道承平故实，书写今昔盛衰之感，然不过填砌旧闻，祝愿颐养而已。才劣而识陋，……以文学意境衡之，诚无足取。”[5]

　　由此可知陈寅恪运用“意境”这一美学概念来品读文学作品时，侧重的是作者在其作品倾注的真挚的情感及由此而产生的感染读者的艺术效果，而“人我双亡”则是其“意境”的最高层面也是不言而喻的。

　　通过对陈寅恪“意境”的使用来考察也可发现，除了强调真情实感之外，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对文学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家国兴衰变迁及个体坎坷历程带来的深沉的“抚今追昔”的“凄凉感慨”之情是情有独钟的。关于这点我们还可以从其个人的诗歌创作中体会出来。如在叙述其晚年撰述《柳如是别传》之状况时，曾赋诗一首：“高楼冥想独徘徊，歌哭无端纸一堆。天壤久销奇女气，江关谁省暮年哀。残编点滴残山泪，绝命从容绝代才。留得秋潭仙侣曲，人间遗恨终难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