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最后一个表现体现在对文体的开拓与题材的驾驭上。陈寅恪对元微之之《连昌宫词》，一再感叹，认为此诗：“虽深受长恨歌之影响，然已更进一步，脱离备具众体诗文合并之当日小说题材，而成一新体，俾史才诗笔议论诸体皆汇集融贯于一诗之中使之自成一独立完整之机构矣。此固微之天才学力所致。”

　　此外，对于白居易创作的《长恨歌》就其题材而言，首先开启了“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此故事既不限于现实之人世，遂更延长而优美”.陈寅恪认为“增加太真死后天上一段故事之作者，即是白陈诸人，洵为富于天才之文士矣。”对于元稹驾驭不同题材的能力，陈寅恪也是高度赞赏，认为：“微之天才也，文章极详繁切至之能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间关系如与莺莺之因缘，详尽言之于会真诗传，则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间关系如韦氏者，抒其情，写其事，缠绵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诗一体之绝唱，实由其特具写小说之繁详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5]

　　陈寅恪在文学批评中屡屡提及的文学创作中的“天才”论，不论是文章结构布局、语言技巧还是表达能力与文体开拓，其核心所指就是作者推陈出新能力在上述几个方面的体现。

　　二、真性情与意境--文艺文本之审美特性

　　“意境”一词在陈寅恪的文学评析中经常出现。

　　而对于何谓“意境”,他也没有明确言说，不过在其《读哀江南赋》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可供我们参考，“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7]

　　陈寅恪所谓“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与“意境”似有关联，只不过这一“幻觉”的生成是创作者将“古典”与“今事”结合起来，与诗人将主观情思与客观景物相交融而创造出来的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但陈寅恪称其为“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评价不可谓不高。因此我们说，虽然此种“幻觉”与“意境”并不尽然相符，但就其一般意义而言，陈寅恪所言及的“幻觉”大致就是古今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意象或场景。此外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中，陈寅恪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出发列举了何以用对对子的形式作为考题的诸多理由，也对理解其“意境”不无启发。他认为上等之对子“必具正反合之三阶段。……若正及反前后二阶段之词类声调，不但能相当对，而且所表现之意义，复能互相贯通，因得综合组织，别产生一新意义。此新意义，虽不似前之正及反二阶段之意义，显着于字句之上，但确可以想象而得之，所谓言外之意是也。此类对子，即能备具第三阶段之合，即对子中最上等者”[8].从陈寅恪所谓上等对子所必具的“言外之意”而言，这是“意境”又一特征。从上述两段与“意境”有关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还是能引起读者联想的“言外之意”都有一个共同的存在基础，即创作者的造境与抒情的创造能力，此外它还须具备感染读者、引起读者联想、共鸣之效果。这点我们从其文学鉴赏与批评中不难窥见其端倪。

　　如在论及《再生缘》第一十七卷第六八回末节“向阳为趁三年日，入夜频挑一盏灯”时，陈寅恪认为“此句法与第一卷第四回末节之’临窗爱趁朝阳暖，握管愁当夜气寒‘正同，而意境则大异也”.前后二者句法一致，但“意境”大异其趣。究其原因，陈寅恪通过考察陈端生创作《再生缘》先后不同的创作阶段后认为：“端生自谓前此写成十六卷，起于乾隆三十三年秋晚，讫于三十五年春暮，首尾三年，昼夜不辍。”今则“殊非是，拈毫弄墨旧时心”,“其绸缪恩纪，感伤身世之意溢于言表，此岂今日通常读再生缘之人所能尽喻者哉?今观第一七卷之文字，其风趣不减于前此之十六卷，而凄凉感慨，反似过之。”[1]

　　从这段关于“意境”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里陈寅恪所提到的“意境大异”所指的是与前期创作相比由于作者自身独特的经历所带来的“凄凉感慨”所致。由此可知陈寅恪的“意境”说则更倾向于作者主观的.“意”,侧重的是由于创作者情感内涵发生的变化从而带来的不同的鉴赏效果，这种由内而外的感发作用亦正是陈寅恪所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