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诗歌理论的独特审美价值探析

　　在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说到诗歌，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诗歌节奏上鲜明有序，音谐韵美。那么什么样的诗歌才是好的诗歌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刘禹锡诗歌理论的独特审美价值探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刘禹锡诗歌理论的独特审美价值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刘禹锡在《竹枝词·序》中说：“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扬之。”沈德潜说：“大历后诗，梦得高于文房，与白傅唱和，故称刘白。夫刘以风格胜，白以近情胜，各自成家，不相肖也。”（《唐诗别裁》）其文也别具特色，柳宗元称其“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刘禹锡在诗歌创作论和欣赏论方面，提出了几个颇具审美价值的理论观点：一是认为“文章与时高下”；二是提出“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三是认为“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四是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着名论断；五是认为“义与言”的关系是“义得言丧”。刘禹锡论诗，将创作和欣赏、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作统一观照，主张内容与形式并重，明显地有别于“意为先”或“气为主”的传统说法，彰显了其诗歌理论的独特审美价值。

　　一、文章与时高下

　　“文章与时高下”是刘禹锡从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当时政策的角度，对文学发展外部客观环境的探讨。他在《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纪》中说：“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夫政庞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大振。”

　　刘禹锡以为文学的繁荣与衰落是受社会兴衰制约的，并以三代之文至南北朝而衰，至唐又复兴为例，证明“文章与时高下”的规律。他尤以唐德宗贞元年间文学繁荣的现状，从时代政策的角度探索文学的发展。他说：“贞元中，上方向文章。昭回之光，下饰万物。天下文士，争执所长，与时而奋，粲然如繁星丽天。”可见，刘禹锡对文学发展规律的审视较之于以往的论者更有突破意义。

　　“文章与时高下”这一诗学思想，其理论开拓意义不容忽视，它对于引导作家正确认识时代氛围与繁荣创作的关系，对于启发当政者与作家对文学政策方面的思考都有拓宽理论视野的作用。尤其是后者，对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影响更为深远，它强调当政者的态度及其所定政策是促进文学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这一富有开创性的理论探索，不仅明确了时代文艺政策的重要理论导向意义，而且为研究文学盛衰的变化提供了可贵的理论参照。刘禹锡的这一理论，既是对传统诗学观的突破，也是对诗学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的深入开拓。

　　二、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

　　刘禹锡继承了司马迁“发愤着书”的观点，他既从作家的创作心理探索其创作动因，也立足于欣赏者的心理流程，透视作品的艺术效应，从而为作品深层次地表现生活开拓了一条创作新路。他说“：昔称韩非善着书，而《说难》《孤愤》尤为激切，故司马子长深悲之，为着于篇，显白其事。夫以非之书，可谓善言人情，使逢时遇合之士观之，固无以异于他书矣。而独深悲之者，岂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至邪！”（《上杜司徒书》）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司马迁因韩非所着《说难》《孤愤》情感激切，故将其事显白于《史记》；二是因司马迁同韩非所言之事有类似的遭遇，所以他才会领悟《说难》《孤愤》的深意，如果身无坎坷、仕途得意者观看韩非的著作，则绝无悲意可言。

　　刘禹锡的这番话，其实阐释了一个完整的创作心理流程，即由客观事物引发作家的创作欲望，再到创作动因的形成，最后将心理感受形之于笔端。

　　他对创作心理的这一理论探索，同样有助于揭示欣赏心理特征。所谓“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指明了有类似心理积淀的读者，结合自身遭际，能对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所以他说：“司马子长之深悲，迹符理会，千古相见，虽欲勿悲，可乎？”（《上杜司徒书》）刘禹锡对“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的理解如此深刻，这也正是他对自己创作经历的总结和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