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坎坷，屡遭打击，自二十三岁开始便遭贬外地，现存八百多首诗大多写于遭贬之后。他与司马迁及其他有类似遭遇的人心理相通，所以他对人生经历与创作、欣赏心理的关系认识得尤为深刻。

　　刘禹锡的这一审美思想丰富了创作和欣赏的层次和视角。尤其是他的诗歌创作，大都具有诗境浑远、含蓄隐微、情韵深藏、格调高迈的特征，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刘禹锡对诗歌美学的深入探索，使其诗歌创作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艺术审美特征，因此在中国诗歌史上独占一席，放射出奇光异彩。

　　三、片言明百意，坐驰役万景

　　所谓“片言明百意”，是指用极洗练的只言片语表达极其丰厚的思想内容，这也就是所谓诗歌语言简洁凝练、思想情感容量大的特征“；坐驰役万景”，是指诗人进行艺术想象时，虽静坐于案几之前，可他的思维却调遣众多的形象于眼前，供其选择和取舍。

　　刘禹锡“片言可以明百意”的观点，是对前人尤其是陆机《文赋》所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论点的继承和发展。陆机的原意是“：以文喻马也，言马因警策而弥骏，以喻文资片言而益明也。”（见李善《文选注》）由于刘禹锡与陆机立论角度的差异，刘是侧重于从创作论角度阐释形象思维的特征的，因而重在强调诗人在艺术构思中凝缩丰富的思想情感于“片言”之中。这里的所谓“片言”，就不只是指字句的警策，而是指它内在情感的丰富或哲理意趣的深刻。

　　可见，刘禹锡重视“百意”出之以“片言”的审美追求。

　　刘禹锡的这一审美思想对诗歌创作颇有启发意义，它引导作者既要讲究锤炼词句，又必须关注“片言”所蕴含的深意。这一理论探索对于摆脱专事雕琢的形式主义余风，纠正中唐诗坛沉渣泛起的浮藻文风无疑有积极作用。

　　刘禹锡的“坐驰可以役万景”说，从理论渊源上也借鉴了前人之见。陆机曾对形象思维的特点做过形象的概括，并提出了“精骛八极”的美学观点，他说“：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昽而弥鲜，物昭晰而忽进……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文赋》）刘禹锡的观点，从审美取向上明显导源于陆机之论，但他并非只作理论的转述，而是强调诗人在艺术构思中“役”使万景的能力和主动性，这就比陆机所论更为深入。刘禹锡从创作论的角度立论，并把这一观点视为能诗者必备的才能之一。他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而理异，达于诗者能之。工生予才，达生于明，二者还相为用，而后诗道备矣。”

　　从他的话中可知他重视形象思维在艺术构思中的作用，这与他重视诗的比兴手法一样，认为诗人只有具备艺术想象的才能，掌握比兴手法的技巧，两者相辅相成，才是完备的诗道。

　　刘禹锡诗歌作品在艺术上呈现出独特的风格，他能“役万景”于诗中，以“片言明百意”。如其抒写身世感慨之作，取意、写景皆不同凡响：“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其一）他的政治讽谕诗也别开生面，构思奇特，如《聚蚊谣》《百舌吟》《有獭吟》《飞鸢操》等。在他所写的大量咏史诗中，形象思维也都运用得极其出色。白居易读其《石头城》诗，“掸头苦吟，叹赏良久”，认为“潮打空城寂寞回”使“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见《金陵五题序》）。薛雪赞其《西塞山怀古》：“笔着纸上，神来天际，气魄法律，无不精到”（《一瓢诗话》）。刘禹锡所达到的高超的艺术水平，正是他“工于诗，达于诗”的体现。

　　四、定而得境，境生象外

　　刘禹锡对诗歌意境的构筑及其美学特征也有深刻认识。他在论述诗人构筑“意境”时，以“定而得境”来概括创造意境时的心理特征。他说：“能离欲则方寸之地虚，虚而万象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词，词妙而深者，必依于声律。故自近古以降，释子以诗问于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并引》）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定而得境”的心理流程特征及意境凭词而显现的艺术表现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