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义得言丧

　　在对文义与语言关系的认识上，刘禹锡更为重视义的艺术表现。他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言丧。”所谓“义”是指文意之“意”，泛言之是对思想内容的概括，简言之是指诗歌借助于艺术形象所表现的作品主旨。所谓“言”是指文字所显示的作品中的艺术形象。

　　刘禹锡“义得言丧”的美学观点，大致蕴含着三层意思：一是指在作品中言是表，意是里，言是构成艺术形象的符号，艺术形象是表现意的媒介，作家对言的认识和把握不容忽视；二是说诗歌创作和欣赏的根本目的在于把握作品的主旨，只专力于对作品艺术形象的理解，对诗歌创作或欣赏来说都是误解，应达到“作者得于心，贤者会以意”的交流程度；三是强调诗人在创作中应追求“义得言丧”这个审美标准，要求“言”所表现的艺术形象确实是“意”的载体，即不能夸饰，也不能削弱，要表现得恰到好处。只有这样才可谓“义得言丧”。刘禹锡的“义得言丧”说，是对庄子“言为意筌，得意忘言”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认识上和皎然“但见性情，不睹文字”之说极为相近。它们的共同点是指文学创作要借艺术形象来传达作者所要表现的主旨，因主旨不直接体现在形象之中，而是借助于形象的某种特点予以表现的，所以要达到“得意忘言”或“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的美学效果，必须运用象征、比喻、暗示、想象等多种艺术手法作为媒介。皎然之说较之于刘禹锡之论更为详密，他说：“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向使此道尊之于儒，冠六经之首；贵之于首，则居众妙之门；崇之于释，则彻空王之奥；但恐徒挥其斤而无其质，故伯牙所叹息也。”（《诗式》）。刘禹锡和皎然的审美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宋代严羽以禅说诗所提出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清代王士祯所提的“神韵说”，都与刘禹锡、皎然的观点有渊源关系。

　　刘禹锡诗歌的人格魅力

　　（一）傲岸不屈、顽强斗争

　　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在那里过了十年谪居生活后，被召回长安。初回京师，游玄都观，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表现了他的傲岸不屈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人用桃花比喻朝中新得势力的权贵，用看花人比喻那些趋炎附势、奔走权门之徒。一句“尽是刘郎去后栽”更是令他的政敌难以忍受，满朝中红极一时的权贵们，你们哪一个不是我刘禹锡被排挤后才爬上去的！此诗传出，执政者当即以“语涉讥讽”再贬刘禹锡等为远州刺史，实际是靠镇压永贞革新起家的宪宗不愿起用他们，因为起用他们则意味着自我否定。刘禹锡以诗获罪，三月又远去连州。

　　如果说，刘禹锡在被贬十年后能写下这样富有战斗性的篇章是很可贵的话，那么更为可贵的是，他因写《戏赠看花诸君子》被贬十四年后，重回京城，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锋芒不减当年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时的玄都观，百亩庭院已半是青苔，往日那灿若红霞的千树桃花已荡然无存，代替它的是不足以观赏的菜花，那种桃的道士也不知所终，而上次因看花题诗被贬的刘禹锡却又重返长安，旧地重游！作者还是用桃花比新贵，用种桃道士比喻打击当时革新运动的当权者。这些人，经过二十多年有的死了，有的失势了，就连皇帝也由宪宗、穆宗、敬宗而文宗换了四个，刘禹锡作这首诗，是有意重提旧事，表示丝毫不为十四年前因诗得祸而悔恨，不会因屡遭贬谪而屈服，而为再题笔赋诗而欣喜，而且说题为《再游……》是为了“以俟后游”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傲岸不屈。但是，这个“再游”又引起执政者的“不悦”。他又被派出长安，到东都洛阳做“太子宾客”这一闲散的官。

　　（二）追求执着、意志坚定

　　在唐代，像刘禹锡这样有“宰相之器”的诗人，被贬时间之长且又不消沉绝望者，是较少的。刘禹锡在他的许多诗篇中都表现了他不怕失败，坚持革新的坚定意志。他在《浪淘沙》其中这样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