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受佛教禅宗影响较深，又是写诗能手，他因此体验到了禅宗所谓“定”与诗境构筑的关系。佛门所言的“定”，即静坐敛心，摒除一切杂念，让心处于空无一物的状态，这与诗人创造意境时的心理活动相近似。于是他用佛家理论分析“境”的产生过程，把跳出现实世界的“离欲”和心地虚空视为“境”产生的前提，认为“翛然以情”的“境”的获得，是由于作者在观照客观景物时，全部精神都凝聚在物象上，杜绝意志和欲念的羁绊，以审美的态度使眼前的意象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所以“定”的实质是指艺术家投入创作时的虚静心理状态，其时没有名利干扰，没有得失之虑，神凝思专，感兴涌动，凭借入于心中的“万象”展开丰富联想，从而创造“韵外之旨”的艺术境界。

　　刘禹锡是较早论述诗境构成及其美学特征的先躯。汉代以前的“诗言志”说，六朝陆机的“诗缘情”说，都关涉诗境的初步研讨，至唐代诗论家们对此有较大理论突破，尤其是明确提出了“诗境”或“意境”概念，并开始对其进行多层探讨和论述。所谓“境”，是指客观物象，即创作主体运用想象、比喻、象征等诸多艺术手段，予以审美化的艺术表现，从而产生一种比艺术形象本身更广阔深远、更富审美趣味的美学境界。

　　应当指出，先于刘禹锡的王昌龄在《诗格》中已有“诗有三境”说，即“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他已指出“意境”通过“意象”的深化而构成心境应合、神形兼备的基本特征。刘禹锡对于“定而得境”的认识和把握较之王昌龄更为具体和深刻，他强调“能离欲则方寸之地虚”这种心理的虚静状态，以为无尘杂的自然物象，予以艺术化的再现，更能荡涤人的心灵，引发真善美的感受，即佛家所谓“悟入”境界的体验。由此可见，刘禹锡的“定而得境”说是对王昌龄“意境”说的进一步发展。刘禹锡的“境生象外”观与“定而得境”说，是对意境认识的较为完整的美学体系“。境生象外”是他对意境美学表现特征的认识。他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这里所说的“境”指意境；所说的“象”指意象或艺术形象。刘禹锡在其论述中已隐含对“境”和“象”关系的认识及其各自美学特征的见解。

　　首先，他认识到了“境”生于“象”这个前提，认为“象”是诗人所描写的艺术形象本身，“境”是比“象”更富美学韵味的思维空间。

　　其次，他认识到“境”和“象”是一个艺术整体，它们互为联系、互相作用。“境”产生于“象”，但“象”只有借助于“境”才能脱离完全自然的状态，进入到艺术美的视野中来，才能显示其艺术形象的魅力。

　　第三，对“境”和“象”从创作和欣赏两方面予以审美观照：从创作的角度看，“象”是描写的实体，“境”是“象”外所生的虚幻审美空间，诗人由“象”而“境”展开形象思维；从欣赏的角度看“，象”是直觉感受，它借助于文字符号以显其艺术状态，“境”是通过想象、比喻、象征等手法，艺术化、审美化了的幻化虚体，须运用想象和富有个性的心理要素再创造，甚至于补充自己独特的美学追求。

　　第四，“境生象外”还包含着对“境存象隐”的审美探索。诗人构思的审美追求，不外是凭借形象思维构筑理想化的诗境。刘禹锡“境生象外”的美学思想，尤为强调意境的最终构成，强调“境”在创作和欣赏中的审美意蕴。他以为“象”只是“意境”的一个载体，“境”生而后，“象”本身的意义显得并不重要，因为欣赏者只是把它视为探索“意境”蕴含的一个媒介。

　　刘禹锡对“意境”的创造及其美学特征的阐释，不仅为“意境”说的完备奠定了基础，而且在艺术实践上为诗歌的创作、鉴赏提供了审美参照，极大地开阔了创作和批评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