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教师生活的被动性阻碍了教师对课程改革的积极参与
“革新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全体教师的态度”。教师也只有以变革的姿态做好迎接变革的心理准备、技术准备、行动准备并找到在变革中的成长路经,才能够投身于变革并推进变革的发展。所以,课程改革离不开教师的拥护和支持与积极的参与和实践。新的课程改革是一种主体参与式的改革,它同传统的课程实践中教师主体的缺失和学生主体的空场绝然不同。它要求教师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巨大投入,要求教师做出合理的课程决策,要求教师不断超越现有的生活方式,在不断的变革与更新中逐步成长。然而,现实中由于未形成起一种超越教师自我评判的价值维度,教师自我工作及对自我工作的评价所依靠的是对外在力量的顺从、执行,教师仍处在一种被动的生存状态,这就使教师增加了自己被他人支配的危险性,也使得教师难以积极主动地投身到课程改革中,更不会在改革中有大的作为。正如教师的教育经历不会主动地转化为教师的教育经验一样,教师也只有在课程改革中主动解决问题,通过批判性的反思与审视,在与众多的对话者的对话与交流中,才能够将自身的教育经历从具体生动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和丰富的教育表象中梳理出来,生成教育经验;在经验的反复拷问与申辩中练就智慧,真正成为推动课程改革的中坚力量。
三、课程改革文化阻力的化解
以上两个方面实际上并不属于同一个层面的问题,传统的一种无言的文化背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教师。这种传统的变更需要持久的观念交锋和不断的文化沉淀。教师生活方式的变换相对教育传统而言需要的时间短,但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改革所倡导的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要转换成每一教师个体熟悉、理解、认同并打算力行的观念,也同样需要一个非常困难的磨合和内化的过程,需要外在于教师自身的文化启蒙和观念的宣传,需要有效的制度为教师文化转型提供相应的保证。
1.以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文化启蒙推进课程改革全体参与者的价值认同
从文化变革的角度讲,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意味着对旧文化的反动和新文化的构建。文化变革往往有两种:一种是由于旧文化自身内部新文化因素的出现导致了价值冲突和文化结构失衡而致使的变革;另一种则是由于外部新事物的刺激而引起了与原有价值观念的冲突和自身文化结构的改变。可以说,价值认同起源于价值的冲突,文化的变革导源于文化结构的失衡。但无论从哪种角度而言,这种在文化结构上追求新平衡和新价值的认同,只有在期望改革的全体成员中达到相当的程度和规模时才有可能。
作为一种新文化的构建过程,课程改革需要教育界全体成员共同不懈的努力和参与才有可能转化为现实。从参与者的专业生活方式和在课程改革中承担职责和任务的不同出发,我们可以将他们相对地分为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理论工作者由于其专业生活方式的特征更易于理性地批判现实,实现价值观念的转变,进而在课程改革中承担起文化启蒙者、改革的设计者和决策者的角色,在课程改革之前和初期发挥着促进者的作用。实践工作者则是改革的具体实施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倡导的课程权力的下放、精英价值取向的改变、平等师生关系的构建以及评价观的转变等等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取向,对原有的教育传统和教师的惯常行为方式形成挑战。由于实践者——主要是教师——生活的重复性、封闭性和被动性等特征,这种新观念的被接受并转化为他们自身行为的先导,决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时间的文化启蒙和理论宣传,在持续不断的刺激中实现实践工作者对所倡导观念的群体认同。
新价值观是在对传统观念反思和批判中形成的。因此作为理论工作者,必须从文化自觉和担负的历史使命出发,深刻地批判现实和构建新的愿景,引导实践者走出自在的文化状态,成为课程改革的有力促动者和践行者。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并非意味着理论工作者要成为课程改革的吹鼓手,成为政府和合法权威的代言人,而是指从对课程改革和教育现实的理性思考和审视出发,从一个具有独立性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实现对实践工作者的思想启蒙,在引导教育内部全体成员认同新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推动全体社会成员观念的转变乃至文化传统的渐次改变。而作为实践工作者,也必须从原有的唯上和迷信权威中走向理性的选择,在对课程改革利弊得失的理性思考中进行自己的选择,在不断的文化启蒙中实现自身观念和行为的艰难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