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四端”说的形成及其理论意义
孟子“四端”说的形成及其理论意义
孟子，战国时期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是孔子之后、荀子之前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孟子“四端”说的形成及其理论意义，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四心”说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对儒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孟子的性善论、仁义论、仁政论等都与“四心”说有关，是围绕“四心”说展开的。可以说，“四心”说的提出，才真正标志着孟子思想的成熟。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对“四心”说形成的背景及时间这样重要的问题却很少涉及，与孟子研究文献汗牛充栋的现象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有鉴于此，本节将首先对此问题作一讨论。
（一）孟子、告子辩论时间、地点的推测
孟子的“四心”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与仁义礼智存在密切联系，仁义礼智即来自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孟子》一书中共有两章谈到“四心”：一是在《公孙丑上》，为一般性的论述，没有涉及到“四心”说形成的背景和原因；二是在《告子上》，其文说：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叟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从这次谈话看，孟子提出“四心”说同当时人性善恶的争论、尤其是同告子的辩论密切相关。孟子主张性善论，故提出“四心”说予以论证，同时对告子等人的观点进行批驳。那么，孟子与告子辩论是在什么时间？这无疑是我们讨论“四心”说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现在学者多认为这次辩论是在孟子首次到齐国时，时间大概是在齐威王二十七年（前330年）左右，如张秉楠说：“这场人性问题的争论当发生在齐国。其时间亦当在孟子来齐之初。因为告子亦为稷下早期学者，他的人性论和另外几种人性理论在当时较有影响，重视人性之辩的孟子一到齐国稷下，就不可能不对这个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 张秉楠：《稷下钩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我们认为这一看法基本可取，下面再作几点补充：
首先，是告子的身份。张秉楠认为告子是齐国稷下先生，是根据郭沫若的说法。郭沫若曾将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孟子·公孙丑上》）的修养方法与宋鈃、尹文作比较，认为告子的这两句话“分明就是《内业》篇所说的‘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对后者的发挥改造。因此，“告子也是一位宋鈃、尹文派的学者。”[ 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第167页。]而宋鈃、尹文是著名的齐国稷下先生，二人均长期活动于稷下，告子受到他们二人的影响，也应该到过齐国，孟子与他在齐国会面十分自然。另外，告子的思想特点也反映出他是稷下学者。稷下学者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家之长，融合儒、墨、道、法等不同思想。告子的思想也具有这一特点。据《墨子·公孟》篇，告子曾为墨子弟子，但他却“毁墨行”，对墨子提出批评；他曾与孟子辩论人性善恶，却不否定仁义；他又受到道家的影响，表现出道家的思想倾向，可以说是“非儒非墨或亦儒亦墨”。[ 庞朴：《告子小探》，《文史》第1辑，1962年。]根据告子的思想倾向，认为他是一名稷下学者完全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