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同上）

　　告子主张性无善无恶说，便举出两个比喻，用杞柳作成桮棬，没有固定的本质，说明人性也和杞柳一样，取决于后天的加工，而不在于先天的品质；又以水流无分东西，没有固定方向，说明人性如水，在于后天的引导，没有先天的善性。而孟子则针锋相对，指出制作桮棬只能顺从杞柳的本性，而不能戕害杞柳的本性。由此类推，仁义也是顺从人性而来，而不能看作是对人性的强制。同样，水确实无分东西，然而能不分高下吗？人之性善就像水流向下，是其本性所然；而人为不善则像水流向上，是环境和外力的结果，并非出自本性。从孟子的这段话来看，显然他此时已相信性善，并从性善的立场对告子的无善无恶论提出反驳。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此时孟子的“四心”说已经形成了呢？恐怕不能。因为性善与“四心”说虽然存在联系，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性善是人们对人性的一种看法，它的来源甚早，竹简《性自命出》“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已有了初步的性善论思想，而“四心”说则是孟子对性善作出的具体解释和说明，是孟子独特的理论创造。就孟子来说，他主张性善可以很早，也相对容易，而对性善作出理论说明则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所以，不能因为孟子主张性善就认为“四心”说已经形成，就像不能因为孟子反对“义外”就认为孟子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义外”的问题一样。从这一点看，孟子的性善论实际也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终归孟子在这里只是对性善作了一种外在的类比，并没有作出正面的论述。而这种类比论证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这场辩论也只好不了了之，宣告结束。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与告子辩论时，孟子虽然在仁义论、人性论等问题上已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如反对“义外”，主张“性善”等等，但作为他思想核心的“四心”说可能此时尚未形成。《孟子》“公都子曰”一章在记录孟子的“四心”说时虽然提到告子，但从该章文字来看，显然是事后的概括，尚不能作为“四心”说已经形成的证据。所以，我们以前可能对《孟子》“公都子曰”一章理解有误，并非孟子用“四心”说对告子进行了批驳，相反，可能是与告子的辩论促使孟子“四心”说的形成。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而不是相反。

　　（三）孟子“四心”说的形成

　　如果说，仅从孟子、告子的辩论中尚不足以判定“四心”说是否形成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再对孟子的游历作一番考察，看看他那著名的“四心”说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孟子》一书中容易确定时间的往往是孟子游说诸侯的各章，这些章节虽然不是直接讨论抽象的人性问题，但在孟子那里，人性论与仁政论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孟子提出“四心”说，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为他宣扬仁政寻找理论根据，所以孟子在游说诸侯时是否涉及到有关“四心”的内容，便是判定“四心”说形成的一个重要根据。

　　孟子的生平，前人多有考证，谭贞默《孟子编年略》说：“孟子四十以前，讲学设教；六十以后，归老著书。其传食诸侯当在四十以外。”是符合事实的，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四十岁以前，孟子主要在邹鲁一带活动。《孟子·梁惠王下》“邹与鲁哄”一章可能是记载孟子最早的活动了。周广业《孟子四考》说：“孟子之仕，自邹始也。时方隐居乐道，……会与鲁哄，有司多死者，公问如何而可？孟子以仁政勉之。”根据这章的记载，邹国与鲁国发生争斗，邹国的长官（有司）被打死三十多人，而邹国的百姓却在一旁视若无睹，不去救助。邹穆公便向孟子请教，该如何处置这些人。孟子对邹穆公分析说，邹国的长官平时缺乏仁爱之心，对百姓的死活不闻不问，现在的结果是他们咎由自取。于是，他劝邹穆公“行仁政”。贾谊《新书》中记载邹穆公行仁政的故事，可能就是受到孟子的影响。不过，孟子这里虽然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但对如何施行仁政却没有具体说明。前人往往根据孟子“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的言论，以为孟子的“四心”说与仁政说是同时形成的，二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实际情况是，孟子的仁政说形成在前，“四心”说的形成在后，二者是一种先后关系。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虽然仁政说到孟子这里才发展到一个高峰，但“爱民”、“保民”的思想却由来已久，而“四心”说作为探讨“爱民”、“保民”的内在心理基础和依据，则是孟子在宣扬仁政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二者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十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