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邹国时还曾到过鲁国的平陆，[ 狄子奇《孟子编年》云：“平陆为古厥国，即鲁之中都。在今汶上县，与邹相近。”列“之平陆”于见邹穆公后。一说平陆为齐国边境邑名，“之平陆”为孟子自齐返鲁后事。（参见孙开泰：《孟子事迹考辩》，《中国哲学》第10辑，三联书店1983年）但为孟子早期的活动则是可以肯定的。]见大夫孔距心，对其宣扬自己的仁政学说。《公孙丑下》记录了这次会面：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

　　曰：“不待三。”

　　“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

　　孟子在这里连续用了两个类比推理，指责孔距心不行仁政的过错。一个是用某个战士一天三次失职，类推孔距心不行仁政使百姓“转于沟壑”、“散而之四方”，同样是失职；当孔距心为自己辩解时，孟子又以替人放牧为例，说明既然受人之命，就应该尽心尽职，否则就是自己的过错了。孟子游历的早期，常常用这种类推方式说明推行仁政的必要，这与他后来把仁政看作是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的外在表现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外在的逻辑类比，意在用相关而特殊的事件说明推行仁政的必要，而后者则是一种心理分析，强调的是仁政的可能性和内在根据，这种论证方式的差别可能不是偶然的，而可能是孟子思想发展、成熟的一种反映。

　　孟子在邹鲁活动一段时间后，约于齐威王二十八年（前329年）首次来到齐国，与告子进行了著名的“仁内义外”的辩论，由于此时孟子的思想还不够成熟，故在辩论中多有错误。另外，《孟子》一书所记载的孟子与匡章交游（《离娄下》），劝蚳鼃向齐王进谏（《公孙丑上》），齐王派储子窥视孟子（《离娄下》），均发生在这一时期。不过，《孟子》一书中并没有记载孟子与齐威王的言论，可能是因为孟子此时影响还不太大。但是，孟子在离开齐国时，齐威王曾“馈兼金一百”，但孟子以“未有处也（注：没有理由）”而拒绝接受（《公孙丑下》）。

　　孟子在齐国时，听说宋偃王欲行仁政，（《滕文公下》：“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感到十分高兴，于是来到宋国，对施行仁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施行仁政的关键是靠外部力量对宋君进行感化，而宋君偃身边只有薛居州、戴不胜等少数几个仁人善士，仅靠他们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建议在宋君周围大量安排善士，对宋君施加影响，这样仁政才有可能实现。可见，这时孟子对仁政的思考主要还停留在外部因素之上，至于宋君是否具有恻隐等“四心”，是否具有实行仁政的可能和要求，孟子则只字未提。孟子在文中称宋君偃为“宋王”，可知他到宋国是在宋君偃称王以后。据钱穆考证，宋君偃称王为周显王四十一年（前328年），[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宋偃王称王为周显王四十一年非慎靓王三年辨》，第317页。]孟子来到宋国，当在此时稍后。不过，事情并没有朝着孟子希望的方向发展。由于宋偃王对仁政缺乏诚意，孟子的许多主张都没有被采纳，于是孟子离开宋国，途经薛，回到邹国。

　　孟子回到邹国后，有叫曹交的人来拜访，问“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回答可以。并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告子下》）孟子认为尧舜之道是孝悌，并主张“服尧之服，诵尧之行”，可能是受到了曾子一派重视孝悌的.影响，是他早期思想的反映。如果把它和孟子后来的论述作一比较，不难发现其间存在的差别：“舜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尽心上》）“尧舜，性之也。”（同上）显然后者认为，尧舜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其外在的形式，而在于能发挥其内在的异于禽兽的“几希”即“四心”，使之“沛然莫之能御”，所谓“性之也”即是这个意思。这两种不同的表述应当不是偶然的，而是孟子不同时期思想的反映。后者可能是孟子“四心”说已经形成时的论述，而孟子见曹交时，“四心”说可能尚未形成。曹交听了孟子的话，十分高兴，欲“得见邹君，可以假馆”，想留在孟子门下学习，由此可知这件事是发生在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