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牛曼的自由教育思想强烈地影响了后世的思想家，并且这种影响还将会继续持续下去，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力量的逐渐强大，一种“实用”的教育主张正在悄悄滋生。在牛曼大力提倡自由教育的同时，另一些与他同时代的重要人物如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ke)等，都对自由教育持反对意见。洛克认为，教育应该为着某种特定的目的，应该涉及具体的事物和工作。任何事物、任何人都有它的价值，凡是有所花费的，都理应有所回报，所以教育和教学必需是“有用的”、“实用的”。所谓“实用的”是指“对学生将来的职业和营生手段有用”。在他看来自由教育一无所用：它不能教我们改进产品，也不能扩大我们的土地和庄园，改善我们的经济;也不能使一个人立刻成为律师、工程师或外科医生;也不能导致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磁学等其他任何一种学问的新发现。牛曼和洛克，这两种对待自由教育截然相反的态度，由此拉开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旷日持久的争论。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主张实用的观念，终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实用主义哲学。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倾向于把事物分成相互对立面的二元论。如把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对立起来，把职业教育和自由教育对立起来。杜威却倾向于两个极端之间的连续性，他反对把职业教育与所谓文雅、自由的教育对立起来，认为这是封建时代的观念，是从前人类关系的阶级构造之残余。对于认为在初等学校甚至中等学校里开设手工训练、艺术和科学，会贬低“广博的自由文化”的结构的观点，他指出“即使不会导致可悲的结果，也将是非常可笑的”,“当学术专业看作是文化或自由教育的类型时，一个机械师、一个音乐家、一个律师、一个医生、一个农民、一个商人或者一个铁路管理员的训练，就会被看作纯技术的和专业教育的类型。它的结果使我们到处所看到的“文化人”和“工人”的区分，理论和实践的脱离。这种结果是他一贯反对的。杜威认为，原来那些被自由教育所排斥的职业，随着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许多已经“渗入了一种理论成分”，应该使“目前为社会所需的技术科目获得一种人文性质”,也就是说，他认为一个人要能完全胜任工作并充分享受工作的欢乐，就应该懂得工作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心理学的、文学的、基础艺术的各个方面。可以看出，在他的教育哲学里，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不是对立的，而是共生共存的。“职业是文化之根，文化乃职业之果”，这话是对他这种思想最好的概括。正象牛曼对于自由教育一样，杜威对于职业教育(或者专业教育、专门教育)产生了巨大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 "

　　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反映了由18世纪末法国和美国爆发的政治革命和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所引发的传统的政治经济基础的变革。这种变革迫使“那种绅士的、尖子主义的传统处于被动地位，并开始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教育只为少数人服务的观念”。面对这种变革，自由教育再也无法固守在传统的xx塔里了，因为xx塔的大门，早已在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和科学革命的浪潮冲击下轰然倒下了。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逐步强大，教育就不再可能只是为少数有闲阶级服务了。就连自由教育的现代继承者、永恒主义代表人物赫钦斯，为了维护自由教育，也不得不这样说：“如果自由教育是适合于自由公民的教育，如果全体公民又都是自由的，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接受自由教育”。另一方面，进入19世纪后，社会生产领域越来越需要掌握实用知识的人才，古典自由教育由于自然科学具有“实用价值”而将之排除在外的主张就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改造自由教育，成为进步主义者的时代要求。“为了确保对自由教育进行重新思考所需的灵活性，一些人把‘自由教育’这一古老称呼还给传统主义者，同时打出了‘普通教育’的旗号”,普通教育的名称由此而生。经进步主义者改造为普通教育的“自由教育”，与古典的自由教育相比，至少发生了两个深刻的变化，一个是将自由教育由为少数人服务变成了“面向人人”的教育;另外一个是自然科学知识成为普通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尽管国外许多学者认为普通教育和自由教育是一个等同的概念，但这种变化毕竟是一个事实。另外，从对这两个词使用的选择上来看，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保守派与进步主义两种不同的哲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