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不正当竞争中的侵权行为做了原则的规定，确定了制裁这种侵权行为的原则。在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规定，就是对侵害贸易信誉和商品声誉的侵权行为，规定了制裁措施。这一规定，即是确认了信用权为具体人格权，适用侵权行为法予以保护。

　　在行政法规中，最值得重视的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出台实施。这项1991年出台的行政法规，是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特别法。它在《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行为民事责任的规定原则指导下，结合道路交通事故的实践，很好地处理了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题目，在很多方面具有创建性的发展，尤其是对死亡补偿费的规定，以后被很多法律所鉴戒。与此相区别的是，《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关于赔偿的规定不利于保护医疗事故受害人的权益，引起了各界的反对。国务院有关部分接受大家的意见，正在修改这一行政法规。

　　2.司法上的发展

　　在司法上，审判机关在实践中做出探索，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权益。最主要的表现是：

　　(1)在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中，由留意对受害人赔偿请求的限制向留意保护受害人的权利转变。在《民法通则》以往的司法解释上，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几乎都是怎样限制赔偿的请求权，规定什么样的赔偿请求不能支持，什么样的损害不能赔偿，等等。在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第五次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以后，这一倾向性的题目正在转变，在审判中，更着重考虑的是怎样保护好受害人的权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在《民法通则》公布之前的几十年中，中国实行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人们的收进普遍偏低，无力承担过重的赔偿，因而对赔偿进行适当限制是必要的。但是这样的做法不能保障受害人的权利得到完全的救济。现在的做法是正确的。

　　(2)对名誉权的保护做出司法解释。《民法通则》对名誉权的保护做出了规定，但是在实践中碰到的题目越来越多，亟需最高司法机关做出司法解释。

　　(3)在增加侵权行为保护客体范围上进行探索。在侵权特别法规定了新的侵权行为侵害客体之后，司法实践也加强探索，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在隐私权的保护上，司法机关做出了间接保护的司法解释，规定侵害隐私权，造成受害人的名誉损害的，可以按照关于名誉权的法律规定判决。在一般人格权保护上，也在探索对电话骚扰、门缝广告等侵害一般人格利益案件做出判决，受到各界的欢迎。

　　(4)积极适用侵权行为法的理论研究成果。最近十年的司法实践，特别留意对侵权行为法理论研究成果的，推动司法实践的进步，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仅举一例。共同危险行为理论是80年代的研究成果。在《民法通则》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中，没有做出规定。在实践中，对此原比照刑法的规定处理，不作为共同侵权行为认定。这是《民法通则》的一个漏洞。在理论上取得研究成果之后，[6]在实践中，引起重视，法官积极试用，创造出了典型判例，被更多的法官所援引，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这一理论判案，已经成为共叫，使受到共同危险行为所害的人得到了应有的赔偿。[7]

　　(5)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精神损害赔偿在制定《民法通则》的时候，本意是做摸索性的规定，但是，此后人民群众的接受程度是普遍的，人们不是觉得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太宽了，而是太窄了。尤其是对于人身伤害（包括造成死亡）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普遍表示不满，要求做出规定。在有关法律规定了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的情况下，人们一方面是嫌规定得太窄、适用范围要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日益增多。在实践中，审判机关在具体案件中适用这样的规定，做出的判决受到普遍欢迎。[8]

　　(6)扩大人身伤害赔偿标准。近几年来，在人身伤害的赔偿标准上，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在一些人身伤害造成残废的案件中，有的赔偿数额达到几百万元。这与普遍收进仍然不高的情况相比，无疑赔偿的数额确属高额。例如，在北京市法院判决的许诺的损害赔偿案件中，一审判决的赔偿数额达到207万元。黑龙江法院判决的一个同类案件，达到180多万元。对人身伤害的赔偿案件给予实事求是的赔偿，数额是不应加以限制的，关键的题目是赔偿要符合赔偿的标准。在有的案件中，判决参照的标准不符合实际，没有经过论证，是造成赔偿数额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确定的赔偿数额是不公道的；另一方面，在这样的高额赔偿案件中，将将来的多次给付变为现在的一次性给付，没有适用“霍夫曼法”扣除先付部分的利息，不符合“损益相抵”规则，使当事人得到不当得利。[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