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所谓“教之”，就是要通过教化手段。提高百姓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使百姓能够正确理解当政者的“善政举措”，自觉自愿地服从统治，拥护统治。他反对用单纯政令刑罚强迫百姓顺从其统治的做法。尖锐地指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意即有失身份)。”(《尧曰》)并将此谓之“四恶”而加以批判。

　　孔子只所以提出要“以民为本”，是他认识到了民心是政权的基础，人民主宰历史的真理。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载舟覆舟”论断：“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荀子.哀公》)，这在春秋时期，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孔子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所以他告诫当政者，“足食、足兵、民信”是治理好国家的3个基本要素，尤以“民信”最为重要。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己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

　　四、“德主刑辅”是“为政以德”的法治理念

　　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并不排斥以政令刑罚为基本特征的法律手段，而是认为，法律作为一种明辨是非，教人“可为与不可为”的国家强制手段，本身必须符合“仁”的原则和“礼”的规范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惩罚得让百姓诚服而自觉维护统治者的意志，否则，“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并且他进一步指出，法律，只是治理国家的一个辅助手段，而不是根本。统治阶级只有将其政治统治建立在道德教化的基础上，培养起符合其统治意志的社会道德观念，依靠人的道德自觉，才是保障天下太平的根本。所以，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就是说，单靠法律禁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强迫百姓的行为，百姓只会为避免犯罪受罪而被迫遵守法令，并没有犯罪的羞耻感，但若用道德教化来引导百姓，用礼制来约束百姓的行为，百姓就会有了羞耻之心，就会自觉地走上正道，(即维护统治者的统治，遵守统治者的统治秩序)。他的这种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制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结语

　　总之，孔子所建构的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理论，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不朽的价值，因而受到历代政治思想家的高度重视，对于稳定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秩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仍然值得继续研究，剔除糟粕，汲收精华，为进一步完善民主法治服务。

　　论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 篇2

　　一、正己为先

　　正己是孔子为执政者提出的首要行为准则，他要求为政者实行德治，必先努力修行自己的品德，端正自己的行为。一是正己必先自立。他一再提醒为政者要以德修身、“修己安人”；“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在他看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与其碌碌无为一生，还不如“朝闻道，夕死可矣。”二是正己才能正人。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他还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他还把为政者之德比作风，老百姓之德喻为草，“草上之风必偃。”为此，为政者必须做到“先之，劳之”；“先有司。”只有这样，才能“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三是正己要谨言慎行。就是一言一行要自重，要“言思忠、事思敬、貌思恭。”孔子把谨言慎行视为人的重要品德之一，要求做到“讷于言”，“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反对言过其行、言不及义、道听途说，认为“巧言乱德”、“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在“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慎于行”、“行笃敬”、“行之以忠”，真正做到言语忠诚真实，行为“敬事而信，”容貌举止恭敬端庄。四是正己要自省改过。“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要经常做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不善如探汤”；“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同时，还要“见其过而内自讼”；“过则勿惮改”；“不贰过。”只有为政者以身作则、“为政以德”，那么老百姓才能“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