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裴注研究

　　东汉后期，对著作的注释渐渐多了起来。延笃着有《史记音义》,服虔着有《汉书音训》，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他们对史书的注释如同对经书的注释一样，都是重在名物训诂。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方法一直延续着。直到南朝才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新式注释方法。对此，不论南北，都有人响应。不过，从总的方面看，旧式的、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方法在裴注以后仍然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以往对裴注的研究硕果累累，但研究者多局限于优劣评价或静态描述，很少从变化的角度讨论问题。本文所关注的是：在史学史上为什么会有裴注出现？裴注为什么难以为继？

一、汉末魏晋时期对《汉书》的注释 

　　汉末魏晋时期不少人对史书加以注释。当时注最感兴趣的是《汉书》。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开列的属于这一时期的注释家有二十二人:
　　1、荀悦字仲豫,颍川人,后汉监。撰《汉纪》三十卷，其事皆出《汉书》。
　　2、服虔字子慎,荥阳人,后汉尚书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祇，后定名虔。
　　3、应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远。汝南南顿人,后汉萧令,御史营令,泰山太守。
　　4、伏俨字景宏,琅邪人。
　　5、刘德,北海人。
　　6、郑氏,晋灼《音义》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瓒《集解》辄云郑德。既无所据,今依晋灼但称郑氏耳。
　　7、李斐,不详所出郡县。
　　8、李奇,南阳人。
　　9、邓展,南阳人,魏建安中为奋威将军,封高乐乡侯。
　　10、文颖字叔良,南阳人,后汉末荆州从事,魏建安中为甘陵府丞。
　　11、张揖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人。魏太和中为博士。止解《司马相如传》一卷。
　　12、苏林字孝友,陈留外黄人,魏给事中领秘书监,散骑常侍,永安卫尉,太中大夫,黄初中迁博士,封安成亭侯。
　　13、张晏字子博,中山人。
　　14、如淳,冯翊人,魏陈郡丞。
　　15、孟康字公休,安平广宗人,魏散骑常侍,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勃海太守,给事中,散骑侍郎,中书令,后转为监,封广陵亭侯。
　　16、项昭,不详何郡县人。
　　17、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吴朝尚书郎,太史令,中书郎,博士祭酒,中书仆射,封高陵亭侯。
　　18、晋灼,河南人,晋尚书郎。
　　19、刘宝字道真,高平人,晋中书郎,河内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将军。侍皇太子讲《汉书》，别有《驳议》。
　　20、臣瓒,不详姓氏及郡县。
　　21、郭璞字景纯,河东人,晋赠弘农太守。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
　　22、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东晋侍中五兵尚书,太常领秘书监,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领徐州刺史,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扬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赠侍中司空,谥文穆公。

　　颜师古以上所列名单及说明有不妥之处。首先，荀悦似不应列入。荀悦曾依《左传》体改编《汉书》为《汉纪》,但并未注释《汉书》。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所载《汉书》注释家不收荀悦，应该说是合理的。其次，颜师古排列名单是以注释家生活时代为顺序的。按此，荀悦应在服虔、应劭之后,而不能居于首位。最后，邓展、文颖后所谓“魏建安中”云云是错误的。顾炎武就此批评道：“建安乃汉献帝年号,虽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1]
　　拋开这些不论，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以上注释家,自汉末应劭以下至东晋郭璞之间，多数人往往事迹无闻，正如颜师古在《序例》中说:“诸家注释,虽见名氏,至于爵里,颇或难知。”这与东汉有很大不同。东汉的注释家如延笃、服虔、应劭等均见诸史传,属当时一流的学者。建安以后众多注释家事迹无闻，学术地位不高。这似乎说明对史书的注释已非学术主流。第二，按时代而论,注释家以汉魏时期为主。荀悦以下至韦昭17人均属这一时期。西晋只有晋灼、刘宝、臣瓒三家，东晋只有郭璞、蔡谟两家。郭璞“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而蔡谟只是“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贡献无多。按《叙例》所说，晋代注释家的工作是以集解为主：
　　《汉书》旧无批注,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