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五难之中，“烦而不整”居于首位。着后汉史者追求简略如此，而着晋史者也是如此。“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26]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27]
　　崇尚简约不仅影响着史家修史，而且也影响到两晋的史学批评。《晋书》卷60《张辅传》：“又论班固、司马迁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张辅根据《史》《汉》字数多寡来评价班马，因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所以认为《史记》优于《汉书》。有趣的是，出自同样的理由，干宝则对《史记》多有不满，《史通·二体篇》：“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事，靡有遗也。”同书《烦省篇》：“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 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
　　综上所述，东汉以来，先有经学的简化，后有史学的简化。经学是汉代学术的重心所在，而史学当时只是经学的附庸。因此，史学的简化当是受到经学简化的影响所致。在众多史学家竭力追求简化的学术风气下，我们自然可以理解《三国志》为什么写得如此简略。同样地，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三国志》在西晋问世后，并没有因其简略而受到批评，反而是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南朝裴松之批评《三国志》“失在于略”。对比上述汉晋史家观念，他的意见十分醒目。在裴松之以后，采用这种方式注释史书的还有若干家。《梁书》卷41《王规传》：“规集《后汉》众家异同，注《续汉书》二百卷。”《梁书》卷49《刘昭传》：“初，昭伯父肜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至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据沉家本，刘昭引书 “凡经部六十六家，史部一百十二家，子部四十二家，集部廿二家，共二百四十二家。”[28]此外，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也属此类，刘注“所引经史杂着四百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29] 受南朝学风影响，北魏“（宋）显从祖弟绘……依准裴松之注《国志》体，注王隐及《中兴书》。”[30] 这些新式批注方法的共同特征都是不求简约、不避繁琐，以追求事实的尽可能丰富为目的，这与侧重名物训诂的经学式的注释方法判然有别，标志着史学史上一个重大的变化已经发生：经学的影响正在衰退。
　　同样的变化在史书的修撰中也发生了。《宋书》卷69《范晔传》：“范晔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与《东观汉记》相比，范晔在《后汉书》中的确有所删减，但是如果对照一下《后汉书》与《三国志》，就不难看出范晔其实也增加了不少。《三国志》卷6《袁绍传》：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也。高祖父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与交焉。以大将军掾为侍御史，稍迁中军校尉，至司隶。

《后汉书》卷74上《袁绍传》：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司徒汤之孙。父成，五官中郎将，壮健好交结，大将军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绍少为郎，除濮阳长，遭母忧去官。三年礼毕，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阕，徙居洛阳。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柴毂，填接街陌。内官皆恶之。中常侍赵忠言于内省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叔父太傅隗闻而呼绍，以忠言责之，绍终不改。

两传比较，《后汉书》的内容显然比《三国志》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后汉书》增加的部分可以从《三国志·袁绍传》裴注所引《英雄记》中找到来源。《英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