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前引钱大昭也说“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这些认识其实都是古文经学的观点。按汉代今文家的理解，义理应是在阐释经书的章句之中。西汉中期以后，今文经学的章句日益繁琐，众多古文经学家都对此给予了猛烈的抨击。经学的删减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20]
　　比两汉之际发端的经学删减运动稍后，史学领域中也出现了删减之风。《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史要》十卷。”注：“汉代桂阳太守卫飒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卫飒，东汉初年光武时人，《后汉书》有传。卫飒以后，又有杨终删书。《后汉书》卷48《杨终传》：“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同卷《应奉传》注引袁山松书曰：“奉又删《史记》、《汉书》及《汉记》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凡十七卷，名曰《汉事》。”《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伏无忌传》：“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实等共撰《汉记》；又自采集古今，删着事要，号曰《伏侯注》”本传注：“其书上自黄帝，下尽汉质帝，为八卷，见行于今。”删书最著名者当属汉末荀悦对《汉书》的删减。《后汉书》卷62《荀悦传》：“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论及《汉纪》，自刘知几开始，都比较关注其编年体体裁的问题，而对于其意在删减的编纂目的则多有忽略。荀悦以后，三国时，吴太子太傅张温撰有《三史略》，也属删减之作。《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说：“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将这些散在各处的零星记载集中在一起，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东汉以来确实出现了一种删简史书的风气。

　　蒙文通先生曾说：“言史贵约，实晋人之创论。”[21] 联系上文，这个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不过到晋代，这样的例子的确更多了。晋祠部郎王蔑撰《史汉要集》二卷，“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晋散骑常侍葛洪撰《汉书钞》三十卷。[22] 除此之外，当时史家的删减工作更多体现在对东汉的撰写上。《文心雕龙·史传篇》云：“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这是说记述东汉历史最早的书是东汉官修的《东观汉记》。据《隋志·经籍志》着录，《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记注至灵帝，长水校尉刘珍等撰。”魏晋以后的多种《后汉书》都是在此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史传篇》又云：“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迄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这里是在讨论纪传体的缺陷，文末提到了傅玄的意见。傅玄，魏时“以时誉选入著作，撰集魏书”，又“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23]   “讥后汉之尤烦”，大概就出自该书。“后汉”是指《东观汉记》。魏晋时期认为《东观汉记》烦杂的不止傅玄一人。据《晋书》卷82《司马彪传》载，西晋司马彪撰写《续汉书》的理由是：“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东观汉记》属未完成之作，所以“亡缺者多”，后来修史者自然要补其所缺。这是不奇怪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彪嫌其已完成的部分“记述烦杂”。按他说，此前谯周虽然已经删除了一些，但仍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有必要重写。他的《续汉书》“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按《隋志》着录稍有不同，易“篇”称“卷”，为八十三卷。古人多以一篇为一卷，两书所记出入不大。[24] 八十三卷的篇幅包括了纪、志传，较之未完成的一百四十三卷的《东观汉记》确实删减不少。与司马彪同属西晋的华峤撰写《汉后书》，也是意在删减。《晋书》卷44《华峤传》：“初，峤以《汉纪》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会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观秘籍，遂就其绪。起于光武，终于孝献，一百九十五年，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较之东观书，删减也不少。东晋袁宏着有《后汉纪》。他在自序中谈及动机说：“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与袁宏同出一族的袁山松曾撰写《后汉书》，他写作体会说：“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