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字文开，壮健有部分，贵戚权豪自大将军梁冀以下皆与结好，言无不从。故京师为作谚曰：“事不谐，问文开。”

《英雄记》又载：

　　绍生而父死，二公爱之。幼使为郎，弱冠除濮阳长，有清名。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礼毕，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武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绍叔父隗闻之，责数绍曰：“汝且破我家！”绍于是乃起应大将军之命。

范晔所增加的内容与裴注所增补的内容基本相同，都是来自《英雄记》。类似的情形在《三国志》裴注与《后汉书》中屡有发生。《三国志》卷6《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

　　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

《后汉书》卷72《董卓传》：

　　初，卓之入也，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恐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潜出军近营，明旦乃大陈旌鼓而还，以为西兵复至，洛中无知者。

《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魏书》：

　　术归帝号于绍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绍阴然之。

《后汉书》卷75《袁术传》：

　　（术）归帝号于绍曰：“禄去汉室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与周末七国无异，唯强者兼之耳。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人户百万，以强则莫与争大，以位则无所比高。曹操欲扶衰奖微，安能续绝运起已灭乎？谨归大命，君其兴之。”绍阴然其计。

《三国志》卷6《刘表传》注引《英雄记》：

　　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母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

《后汉书》卷74下《刘表传》：

　　（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

按此，裴松之、范晔都注意到了《三国志》以外的众多历史记载，不同之处只是在于裴松之补充史实的办法是将其拿来为《三国志》作注，而范晔则将其径直写进了史传正文。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出版说明”的撰写者早已注意到了此点。作者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发现“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或许限于体例，作者未能进一步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而此点正是本文最感兴趣之处。《隋书》卷58《魏澹传》载魏澹所作《魏书》义例。其中引用了范晔的一段话：

　　范晔云：“《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

这里，范晔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反对《春秋》体，是因为这种体裁“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他赞成纪传体，是因为这种体裁“网罗一代”，“事义周悉”。范晔的这段评论不见于南朝史籍，而出于北方人魏澹之口，给人以传闻的感觉。但联系上述《后汉书》与《三国志》裴注的比较，魏澹所说应该是可信的。范晔对史料的处理方式虽然与裴松之不同，但所追求的也是历史事实的丰富。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没有区别的。
　　追求义理还是追求历史事实的丰富，这是经学与史学的根本区别之处。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