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全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东汉以来，受经学简化风气的影响，史学领域中也出现了 崇尚简约的潮流。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内容简略的《三国志》。随着经学对史学影响的逐渐弱化，史家对事实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在这个背景下，裴注应运而生。第二，根据本文第一节的论述，我们知道两晋时期以经学的注释方式批注《汉书》的学者逐渐有所减少；根据第三节的介绍，我们又知道两晋以来着史的风气颇为盛行。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说明两晋时期的史学实现了从以注释为主向以撰写为主的转变。在撰写重于注释的阶段，众多史学著作纷纷问世，从而为裴注这一新的注释方法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第三，裴注以前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注释方法固然表现出了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但裴注以后此类注释的再度盛行却并不意味着经学影响的卷土重来。现象的重复不等于本质的重复。它只不过说明裴注的存在需要特殊的条件；它还说明经学式的注释方法对史学也并非没有意义。毕竟增补历史事实和准确解历史事实都是不可或缺的。

[1] 顾炎武：《日知录》卷27“《汉书》注”。
[2]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7“《汉书》叙例”。
[3] 沉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
[4]  侯康：《三国志补注续》自叙。
[5] 杨翼骧：《裴松之》，载《中国史学家评传》上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 《史通·补注篇》。
[7]  侯康：《三国志补注续》自叙
[8] 《史通·补注篇》
[9] 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中。
[10]  陈文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1]  陈文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 周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3] 钱大昭：《三国志辨疑》自序。
[14] 逯耀东：《裴松之与〈三国志注〉》，载氏着《魏晋史学思想与基础》，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版。
[15]  逯耀东：《魏晋史学思想与社会基础》导言。
[16]  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出版说明。
[17] 《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本书不着撰人姓名，按《隋书·经籍志记载王粲撰《汉末英雄记》，未识是否即本书所引者。”按两书当为一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引《四库传记类存目》云：“《汉末英雄记》一卷。旧题魏王粲撰。案粲卒于建安中。其时黄星虽兆，玉步未更，不应名书以‘汉末’，似后人之所追题。”姚氏说：“然考粲从军诗中已称曹操为圣君，则俨以魏为新朝。此名不足怪矣。《隋志》着录作八卷。注云‘残缺’。其本久佚，此本乃王世贞杂抄诸书成之。凡四十四人。大抵取于《三国志》注为多。”按存目意见，“汉末”二字乃后人追题。姚振宗虽不同意《存目》作者对书名的解释，但也不否认《三国志》裴注中所引《英雄记》就是《汉末英雄记》。
[18] 杨翼骧：《裴松之》，载《中国史学家评传》上。
[19] 钱大昕：《经籍纂诂序》。
[20] 余英时先生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一文中已经注意到了经学中出现的删减风气。为了配合其“士之新自觉”之说，余氏较强调此风兴起于东汉中期以后。由本文上引诸看，删减绝非始于东汉中期以后。
[21]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七 史体之发达，载氏着《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