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义即义理，这是孔子改编《鲁春秋》的根本目的，所以司马迁说孔子所做的工作的是“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32] 又说：“《春秋》以道义。”[33] 至于选择以《春秋》来“道义”，则是因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34] 这样一来，在经学的范畴内，历史就只是成了“道义”的工具。而从史的角度讲，如实地记录历史事实才应该是第一位的。范晔说春秋体“文既总略，好失事形”就是从史学的立场上对《春秋》所作的批判。在经学昌盛的汉代，如此议论《春秋》是不可能的。
　　裴松之、范晔以后，篇幅较大的史书屡屡可见，如沈约《宋书》多达一百卷。刘知几就此批评说：“近者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35] 梁、陈两朝时代不长，但据《隋志》载，谢吴所撰《梁书》竟达一百卷。陈代顾野王所撰“《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36] 现存的《南齐书》六十卷、《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篇幅虽然远不能与谢、顾二书相比，但若与《三国志》相比，仍然不算短。就时间而论，三国历时六十年，齐历时二十三年，梁历时五十五年，陈历时三十二年。三国时间最长。就卷数而论，《三国志》总卷数虽说是六十五卷，但魏、蜀、吴三书原本是各自单行的。若分开计算的话，《魏书》只有三十卷，《蜀书》只有十五卷，《吴书》只有二十卷，篇幅比齐、梁、陈三书短得多。[37]
　　我们也注意到南朝仍有删减史书的事例。梁豫章内史张缅撰《晋书钞》三十卷，阮孝绪撰《正史削繁》九十四卷。裴子野删沈约《宋书》为编年体《宋略》，该书只有二十卷。但从总的方面看，删减史书在南朝不占主流。象晋人那样推崇简略的话在南朝几乎见不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关注的不在于旧传统的延续，而在于究竟出现了哪些新的现象。刘知几在《史通·书事篇》中说：“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刘氏距离南朝不远，当时著作基本可以看到，他的概括应该是有根据的。只是他还不能理解这种现象乃是经学对史学影响逐渐衰退后的自然结果，他也不能理解裴注的出现其实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三、裴注以后的注释

　　李慈铭说：“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38]他的认识是正确的。裴注以后，尽管还出现了若干家类似的注释，但从总体上看，更多的注还是继续采取名物训诂的旧式方法。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裴松之的儿子裴骃。《宋书》卷64《裴松之传附裴骃传》：“子骃，南中郎参军。松之所着文论及《晋纪》，骃注司马迁《史记》，并行于世。”裴骃承父业，以注释《史记》而留名。不过，裴骃集解《史记》，完全看不到其父的影响。张守节说：“裴骃采九经诸史并《汉书音义》及众书之目而解《史记》”。[39]  王鸣盛说：“世家自陈涉以下，列传自张耳、陈余以下，裴于徐广旧注外但袭取服虔《汉书注》、晋灼、臣瓒及蔡谟《汉书音义》，裴所自为者十无一二。”[40]  裴骃以后的注释家注意力仍在《汉书》，“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棱，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41] 一直到唐初的颜师古，这些注释家在注释《汉书》时，都是采用的裴注以前的那种旧方法。既然经学影响逐渐衰退，何以经学式的注释方法却又死灰复燃？
　　通观前后，可以发现裴注一类注释家所注释的史书，记载范围基本都不出东汉到东晋这一时段。王规所注《续汉书》、刘昭所注《后汉书》，记载的是东汉的，裴松之所注《三国志》“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42] 刘昭伯父刘肜所注《晋纪》记载了西晋一代的历史。北魏宋绘所注王隐《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包括了西晋、东晋两个时期。刘孝标所注《世说新语》涉及的时期则正好是从东汉到东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