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九州春秋》二十六条、《帝王世纪》一条、《高士传》六条。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这个工作。《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就此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武帝纪》中仅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18]由此看来，对《三国志》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还必须另想办法。
　　裴松之嫌《三国志》写得简略，而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三国志》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晋书》卷82《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本传又称：“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魏为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着《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大致说来，从两汉之际到东晋，先是在经学领域，而后又在史学领域中出现了一种追求简略的风气。而一到南朝则风气大变，简略不一定是优点，繁富也不一定是缺陷。为了说明风气的转变，我们先来看看东汉至东晋的情形。
　　《论衡 ·效力篇》云：“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后汉书》卷3《章帝纪》载章帝诏书称：“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是知两汉之际，经学中已经出现了简化的趋势。《后汉书》卷31《孔奋传》：“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弟奇……作《春秋左氏删》。”又，《后汉书》卷32《樊宏传》：宏子 “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学。”删减后的“樊氏学”仍然不能使人满意，于是又有继续删减者，《后汉书》卷36《张霸传》：“初，霸以樊儵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删书不局限于《春秋》一家，《后汉书》卷37《桓荣传》：“初，荣受朱普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定为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桓氏世代所传为《欧阳尚书》。《欧阳尚书》除朱普章句外，还有其它流派，《后汉书》卷65《张奂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又，《后汉书》卷79下《伏恭传》：伏恭父“黯，字稚文，以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继此潮流而来，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及荆州学派诸学者仍在从事着此类工作。《后汉书》卷35《郑玄传》传末范晔论曰： “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又惠栋《后汉书补注》卷17《刘表传》引《刘镇南碑》：“君深愍末学远本离直，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浮辞，芟除烦重。”
　　经学是义理之学。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