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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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契约理论，个人权利的界定一般通过缔结契约以明确或默认的方式来完成，并决定了成本和报酬将如何在组织参与者之间进行分配。因此，组织中的个人行为，包括管理者的行为，将取决于这些契约的性质。也就是说，不同的契约安排会带来激励结构上的差异，并促使缔约者采取不同的经济行为。由此推断，政府代理人的成本管理行为取向，包括如何提供和使用政府成本管理信息，如何运用成本管理技术等，取决于他们所面临的契约结构及其激励效应。构建政府成本管理机制，重要的一环就是要形成有效的政府成本管理激励机制，激励政府代理人在政府成本管理的活动中，主动采取降低政府成本的措施，以提升政府成本管理的绩效。
一、政府成本管理激励涵义与特征
(一)激励的涵义。“激励”一词，作为心理学术语，指的是激发人的动机的心理过程。通过激励，人在某种内部或外部刺激的影响下会始终维持在一个兴奋状态中。激励的对象必须是人，而人是有需要、有动机和行为的，行为具有目标指向性。“激励”在管理活动中的作用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
激励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激励包括正激励与负激励，也称为正强化与负强化。负激励就是约束，即在个人的行为与组织目标相背离时，通过批评、惩罚等手段，来约束个人行为。正激励起正强化作用，通过对行为的肯定，如奖赏和鼓励。负激励起负强化作用，是对个人行为的否定，如批评和制裁。通过正负两个方面的强化措施，既可以使人的积极行为、良好表现及时得到承认、支持和鼓励，又可使人的不良行为表现受到批评、谴责和禁止。狭义的激励只包含正激励，不包含负激励。本文的激励含义是狭义的。
(二）政府代理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本文依据经济学假设，将政府代理人视做理性“经济人”。这意味着，政府代理人作为缔约主体，其行为(包括决策）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并且理性地追求这些利益，以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当遇到一连串的选择时，他将会选择其中他认为最能达成其自身目标的那一个。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政府代理人具备“良好的天性”，将会自觉地履行他巳订立的契约。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治市场上的行为主体，不会因为他们处于政治市场中，就因此改变其在经济市场中表现出的“经济人”特性。相反，受到权力、职位、社会名望及其他物质利益的驱使，为谋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政治市场上的行为主体将极有可能使公共选择的结果偏离公共目标。
在政府成本管理行为过程中，政府代理人与委托人（国家立法机构或全体公民、选民等）的目标不一致和成本管理信息的不对称性，将导致道德风险(MoralHazard)和逆向选择(ReverseSelect)问题产生。具体表现在: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及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作为政府成本管理代理人，一方面所付出的降低成本的努力不足以匹配其获得的报酬；另一方面作出的成本管理决策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充分考虑到委托人(国家或全体公民等）的利益。所以，政府成本管理这一委托代理行为与其他委托代理行为一样，需要对代理人进行有效激励，以降低代理成本，实现政府成本管理的目标。
(三）政府成本管理激励的特殊性。Sunder指出，政府本身也可以被看做一个组织或是一个企业，政府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其他组织一样要有用以执行自身相关契约的管理与控制制度。
然而，政府和企业面临着不同的产出市场和资本市场;公共产品和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企业私人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生产相比有巨大差别，如生产的复杂性、目的多重性、不可观测性以及异质性等;政府还是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责任体系。以上这些差异决定了政府成本管理激励与企业成本管理激励在激励环境、激励手段和激励效果上必然有较大的差异。
